Posts

作家程青新作《凤舞》研讨会日前在北京文联艺术工坊举办。 据了解，《凤舞》是北京作协签约作家项目之一，作者程青为其倾注数年心力，反复修改近十稿，该作品2025年5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凤舞》被认为不只是主人公凤舞一个人的人生史，更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60后”女性成长与觉醒的生动缩影。 分享会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将程青喻为“情感侦探”与“心理医师”，认为《凤舞》是程青对城市情感观察的总结，凤舞是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她超越传统女性形象模式，其爱情观打破传统爱情的排他性与占有欲，浸透现代精神，展现更健康的人性与更敞亮的精神世界。 北京作协理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林荣提出，《凤舞》构建了同时代人对话性传记的长篇叙事新格局，从考学离乡的都市白领“我”持续观照在乡闺蜜凤舞的罗曼史，叙述方式富有探索和冒险意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翟文铖认为，程青擅于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语言透明自然，叙述中充满细节，惯用补述打破线性时间。虽采用第一人称但仍写出杂语小说，奥妙在于精心设置了诸多转述者。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表示，情感是程青创作的核心主题，程青既置身情感之中又抽身观察分析，其家庭书写聚焦现代性个体与家庭的关系。他认为《凤舞》将浪漫主义爱情作为“标本”呈现具有重要意义，提供了处理亲密关系的新路径。 程青表示，《凤舞》是自己写作生涯中篇幅最大、耗时最长、修改最多的作品。她回应专家观点时说，在《凤舞》这本小说中，她把男人和女人都当作“人”来写，以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让读者更深切感受女性的特质，着意两性对比而非对立。小说正是想通过凤舞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饱受挫折和情伤，但对世界和人依然充满爱的女性形象，记录具体时代里具体的人。 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承办。

茅奖作家张平曾以笔为剑，写下《法撼汾西》《天网》《凶犯》《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换届》等一系列小说，以其锐利的反腐叙事和坚定的正义追求叩击人心。而近日，他推出的首本散文集《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又让读者看到其文字背后，蕴藏着的巨大情感力量和思想深度。 作为以反腐题材小说闻名的作家，张平此次以《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带来了从“宏大叙事”到“细微日常”的另一种呈现。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张平说：“写完《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好像卸下了心头一块重石，仰头倒在床上，沉沉地睡了一整天。人这一辈子，总有一些人和事，会久久地缠绕在你的心绪中，时不时地显现在你的脑海里，会时时刻刻陪伴着你，激励着你，鼓舞着你，鞭策着你。让你感念，让你眷恋，让你流泪，让你长思，让你终生难以忘怀。散文是我与自己、与读者坦诚对话的载体。” 《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收录了张平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多篇散文作品，描绘了作者对文化、历史、人物、生活等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展现了一位作家的人文关怀和对生命的热爱。 谈及创作缘起，张平透露“完全是友人约稿促成的”。 他回忆道，最初应约写下《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一文，随后又创作了《刀郎的歌声，撼动了谁的心弦？》，两篇散文在网络上引发的强烈反响让他大为意外——点击率和跟帖量在短时间内便超过了他已经重印了 16 次的长篇小说《换届》。“有作协的朋友给我提出建议，为什么不出版一部散文集呢？于是就有了这部散文集。除了少数几篇，基本上都是新写的，都是我在各个年龄段无法忘却的往事。实话实说，写完了，连我自己也有些出乎意外，散文居然能这样写？尤其没想到的是，这些散文的反响，借助网络的传播，会更快更直接也更强烈。” 或许是出于自己一贯的创作习惯，张平的这些散文都是关于人、关于事。“身边的事，他人的事，自己亲历和体验过的事，都令我终生难忘。市长的辛劳，父亲的痛哭，马烽、西戎、胡正等前辈的扶持，震撼人心的歌声，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的相拥而泣，诗人昌耀的呐喊，班主任老师不变的爱心……这些算散文吗？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些人与事我无法忘记，更不能忘记。他们的德性与情怀，难以描摹、无以言表，有些甚至是我一生都偿还不了的存在，早已深植于心。我努力把它们写下来，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更多人知道他们、看见他们。” 翻开《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仿佛走进一条时光长廊，不同年代的生活场景与精神印记在文字中交织。书中作品承载着张平在不同年龄段对理想、信仰、人生的认知，形成了一场跨越代际的精神对话。“人们总说代沟如天堑，父子之间恍若隔着一道鸿沟。父辈、祖辈、子辈、孙辈……相互之间像横隔着无数座大山。像父亲一辈的人生感受，在父亲去世很多年以后，今天的我才终于渐渐地能够理解了。了解和理解他们的过程，常常让我陷入深深的责悔和愧疚之中。” 这种对“理解”的追寻，同样体现在对社会变迁的观察中。《鸟巢、鸟蛋和幸福感》一文，通过对比儿时 “疯狂掏鸟窝” 与如今 “掏鸟窝被判刑”的社会变化，折射出时代进步的不易。《拮据的中国诗人和曾经富有的俄罗斯作家》一文，以冷峻的笔触记录了苏联解体后民众的生活，引发对人性的深层思考。 重走长征路时的见闻，更成为他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一切不应该被遗忘，更不应该被历史的变迁所埋没。几代人彼此之间的了解、理解、认知和感受，应该有一个过程，但不应该是一个遥远的过程。” 散文集中的多篇文章让读者泪目，而对写作者张平而言，他坦言几乎在书写每一篇时，都曾情绪汹涌、难以自持。“散文不同于小说，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是终生难以忘怀的往事。回首旧事，依然记忆犹新，点滴细节，如在眼前。当日的沧桑岁月倾注于笔端，更是思绪奔涌，万千感慨。” 谈及《父亲的眼神、号啕和愤怒》，张平说自己下笔一直很平静，情绪也克制，但写到父亲大哭的那一刻，他突然情绪决堤，面对电脑屏幕，忍不住抽泣起来。“父亲其实是个非常乐观豁达的人。他一生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却从不怨天尤人。他从大学教授变成回乡务农的农民，全靠自学掌握了中医、针灸、号脉和望诊。即便是农村最困苦的日子里，逢年过节或风雨天气，我们那狭小的家中，凳子、椅子、炕上，甚至地上都躺满了病人。我们村有好几千人，父亲名声越传越远，病人越来越多，家里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他看病从不收费，来看病的又都是贫苦农民，非但得不到什么好处，还因为太忙太累、占用太多时间，惹得母亲时常抱怨。可父亲从没有给过病人半点脸色，始终面带微笑，一身温和。” 村民对父亲的回报也一样天高地厚，如山似海。“父亲去世时，来家里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几乎大半个村子里的人都来过。父亲出殡时，一般人家都是8人抬棺，父亲则是32人抬棺，还有上百人围在父亲的棺材旁，争着要送父亲一程……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为老百姓做了好事善事，老百姓一定会永远记着你。” 让张平写作时落泪的还有著名诗人昌耀，“1992年我们一起走访俄罗斯时，每个人可以兑换50美元，他只兑换了20美元。那时候1美元可以兑换5块多人民币，而黑市价格已经涨到了10块钱以上，但他却只兑换了20美元，他说没有那么多钱可兑换。这个细节让我一直感慨到今天，一个著名的诗人，居然拮据如此。有一次说到家乡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昌耀说他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摆摊老人的鸡蛋篮子被人踢飞了。讲到这里，他止不住地厉声喊了起来，‘那是盛鸡蛋的篮子，能踢吗！’当时我们几个都被他的这一声怒喝吓得愣了一愣。只见昌耀两眼发红，满脸愤懑，横眉冷目，声色俱厉，胸脯剧烈起伏，情绪久久不能平静。也许，这才是诗人真正的本色。63岁那年，他患癌离世。距今几十年过去了，昌耀的很多脍炙人口，动人肺腑的诗歌我都记不起来了，但唯有他为摆摊老人的那句愤懑的呐喊，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写到这里时，我早已满眼含泪，久久难以平静。”

这是一场持续8年的行走，和十条穿越硝烟的迁徙之路。 2017年春，四川作家聂作平踏上了寻访抗战中大学内迁之路的旅途。 此后8年，从浙江大学办学的湄潭文庙到华中大学租用的喜洲古寺，从西北联合大学翻越秦岭的旧道到复旦大学落脚的北碚村庄……他循着十所大学的内迁轨迹，重访传奇发生地，尝试以更贴近、更具体而微的当代视角，还原抗战中弦歌不辍的壮举。 近日，记录这段足迹与感悟的新书《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此前，对这段历史的寻访和书写多限于单所院校的线路，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西南联大往事。像这样横跨十校的实地踏访，是第一次。 聂作平近照。（受访者供图） 出发的理由很简单：一摞老照片，一部旧日记。 2016年夏，聂作平为给央视一部关于竺可桢的纪录片撰稿，赴京拜访了年近九旬的竺可桢之子竺安。 在竺安家中，他见到几本由竺可桢拍摄的老照片，其中许多都摄于抗战年间浙江大学西迁途中：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湄潭…… “这些珍贵的照片让我很受触动。”他后来回忆，和许多人一样，他早听说过这段历史，却并不清楚具体细节。 当浙大西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时任校长竺可桢亲手定格的西迁往事透过黑白影像撞入眼帘，那些史料里“文军长征”的记载，骤然变得清晰而鲜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遭日军侵占，成为首所内迁的中国高校。此后十余年，日军对我国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实施了大规模的蓄意摧残。为赓续文化命脉，留存民族复兴的火种，百余所大学相继向后方转移，在世界历史上掀起一场举世罕见的高校大迁徙。 浙大西迁，是这场迁徙中动人的一笔。 那次拜访后，聂作平埋首翻阅几百万字的竺可桢日记，发现浙大从1937年被迫西迁到1946年重返杭州，流亡办学近十载，竺可桢几乎记下了每一天的天气物候、工作事务、人际往来、旅途行迹……有如一部微缩史书。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日益强烈：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重走浙大西迁路。 他想探访关键地点，去找找竺可桢镜头下建德的牌坊、宜山的校舍，师生们在湄潭上课的庙宇和做科研的茶场……站上当年的坐标，亲眼看看史料文献里的地方如今什么模样，再以文字重现和致敬这段历史。 2017年3月，聂作平从成都自驾前往湄潭。冒着春雨，踏入浙大曾经的校本部湄潭文庙时，他尚未料到，这趟为一篇文章开启的旅程，将在之后数年生长为对更多大学内迁之路的追寻。 位于湄潭永兴镇的浙大教授宿舍旧址。（受访者供图）

邹韬奋为什么能够成为文化抗战的一面旗帜？韬奋精神如何在当下焕发时代价值？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邹韬奋先生诞辰130周年，《心向光明：邹韬奋传》一书日前在北京首发并研讨，出版界文化界多位学者齐聚。 “在那个风雨飘摇、社会动乱的时代，有人是不战而屈，邹韬奋是战而不屈。韬奋先生不仅是爱祖国、敢斗争的人，也是尚高节、重感情的人。”长篇传记《心向光明：邹韬奋传》作者、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聂震宁谈到，创作过程中他突出了传记的文学属性与人文温度，期待吸引青年读者阅读，激励更多人传承韬奋精神，在时代浪潮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家危亡、民生凋敝的黑暗年代，邹韬奋以笔为枪，与生活书店的同仁们为了宣传进步思想、唤起民众觉醒、推动全民抗战，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心向光明：邹韬奋传》记录他的生平事迹和光辉精神，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真实再现邹韬奋办报办刊办书店，以笔为刃捍卫民族尊严，将民主政治和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广泛传播以唤醒民众的人生历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评价该书为“新时代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谈及邹韬奋，离不开“六刊一报一书店”——《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大众生活》香港版以及生活书店。这批以抗战为主题的刊物和生活书店出版物，发出团结御侮、抗战到底的最强音，在广大读者中唤起巨大的爱国热情，也为奋起反抗的军民鼓与呼，把一批批青年引上革命道路，以实际行动勇敢战斗在民族解放第一线。 书中回溯了邹韬奋文化抗战多个关键节点。比如，1926年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九一八事变后，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邹韬奋任总经理，团结一大批进步的作者，短短几年，使其在全国各地分支机构扩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千余种图书。 1935年8月回国后，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年底发行量就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其间，邹韬奋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其他领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这部回答新时代新命题的传记，让我们得以跨越百年时光，触摸那颗滚烫的爱国之心，思考当下新闻实践，学习借鉴韬奋在战火中淬炼的新闻理念，在今日舆论场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殷陆君说。

8月28日，第五届深圳职工文化节·2025年深圳职工文学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深圳书城中心城北区大台阶隆重举行。本届深圳职工文化节以“文韵礼赞工会百年，劳动书写鹏城新篇”为主题，由深圳市总工会主办，深圳市工人文化宫承办，光明区总工会协办，是一项专为全市职工打造的文学品牌活动。 深圳职工文学创作大赛依托散文、短篇小说、诗词三种体裁，广泛号召深圳职工投入文学创作，激发深圳职工的创作热情，推动全民阅读持续深化、深入基层，向纵深发展。深圳市总工会、深圳市工人文化宫、光明区总工会、深圳出版集团等多位领导及文学界嘉宾莅临现场，与获奖职工、文艺团体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文学盛事。 2025年深圳职工文学创作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获得了全市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响应，共收到来自基层一线职工的投稿作品840篇，其中包括小说87篇，散文426篇，诗词327篇。经过严格的初评、复评和终评三个环节，最终按体裁类别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2名及优秀奖18名，共计39个奖项。这些作品扎根于职工的日常实践与生活体验，均以独特的视角、丰沛的情感和真挚的笔触，生动地书写了深圳职工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传统美德的当代传承。 本次颁奖仪式，不仅是一场颁奖典礼，还通过艺术展示、作品朗诵、现代舞表演等多种形式立体呈现了深圳职工文学的多元魅力，是一次深圳职工精神风貌与文学力量的集中展示。从基层涌动的840篇投稿到最终脱颖而出的39篇获奖作品，都是职工们对平凡工作者的精彩刻画，也是对深圳这座城市的生动诠释。

历时三年编纂《山西抗日根据地红色文化经典文献大系》首批成果红色版画、红色歌曲、红色新闻三大系列新书发布仪式，1日在山西晋版图书版本馆举行。 据介绍，文献大系覆盖版画、歌曲、新闻、戏剧、影像和文学等6个系列，预计出版100册，总计3000万字。文献大系是对山西抗日根据地红色文献的一次全方位、系统化的整理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它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研究资料，也为广大读者了解抗战历史、传承红色文化搭建了一座坚实的桥梁。目前已出版版画、歌曲、新闻3个系列共57册，1800余万字。 这套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组织、山西传媒学院张汉静教授团队历时多年精心编纂的鸿篇巨制，是山西“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重点项目。 “三个系列丛书，既紧密联系，又各具特色。”张汉静介绍。红色版画，“以图引文，文图互应”的诠释性编纂，鲜活地再现了红色版画的社会情境、精神追求和历史地位，充分揭示了山西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红色歌曲，“以曲引文，曲影交融”的多维性编纂，生动地再现了那段岁月中红色歌曲催人奋进，铁血抗日的英雄气概，充分凸显了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以音乐为武器，鼓舞斗志，血战到底的爱国情怀。红色新闻，“以文载图，图文互证”的对勘性编纂，充分彰显了山西抗日根据地新闻社论作为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的精神灯塔和前进向导的重大作用。

8月28日，由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作家叶炜主讲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乡土写作”文学讲座在青田县图书馆举行。讲座聚焦新时代乡土文学的转型与创新，为青田文学爱好者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启人深思的文化交流。 活动现场，叶炜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创作经验，系统阐述了新乡土写作与传统乡村书写的区别与创新，并以自己的四卷本长篇小说"乡野新风四重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创作为案例，生动展现了乡村振兴战略为文学创作带来的新题材、新视角和新可能。 “我平时也写散文、偶尔构思小说，但乡土题材接触较少，叶炜的分享让我受益匪浅，对如何书写新时代乡村生活有了更深理解。”青田诗词学会秘书长李潇白表示。 “新乡土写作不论在内容、手法还是传播方式上，均显著区别于传统模式。这对写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带来新的机遇。”叶炜表示，如何以文学方式用心讲述乡村振兴故事，正是当前创作的关键。

8月30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晨光出版社主办的“号角嘹亮 为国而歌——长篇叙事诗《号角》作品研讨会”在人民日报社举行。 8月30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晨光出版社主办的“号角嘹亮 为国而歌——长篇叙事诗《号角》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人民日报社举行。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原主任高洪波，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与会致辞。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丁丁、云南出版集团副总经理赵虎介绍出版情况。人民日报出版社原社长刘华新分享图书策划过程。晨光出版社社长杨旭恒出席。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原社长、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原会长海飞，《儿童文学》原主编徐德霞，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文艺报》总编辑刘颋，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刘琼，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纳杨，《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香，儿童文学作家张菱儿，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玉溪市聂耳和国歌研究会会长时遂营，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胡哲等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作品的叙事与抒情的结合、诗意的表达与红色文化力量的传承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该书的文学特质与时代价值。研讨会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李凯主持。 《号角》封面 《号角》是一部以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成长故事为蓝本、以长篇叙事诗为载体的主题出版作品，也是人民日报出版社、晨光出版社携手探索少儿主题出版的创新实践。作品以诗意的语言和磅礴的叙事，生动再现了聂耳以音乐为武器，唤醒民族觉醒的光辉历程。 在研讨中，大家一致认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在这样的时间节点，重温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意义重大而深远。阅读这部作品能够让广大青少年听到穿透岁月的号角声，也能感受到中华民族奋斗的血肉温度。这部作品不仅是聂耳的诗意传记，更是一部关于声音如何成为武器的律动史诗。它不仅帮助读者全面了解人民音乐家聂耳成长轨迹的历史全貌，更引导青年一代深刻感悟聂耳精神的时代价值。文化自信的日益坚定，需要饱含热血与信仰的文艺作品，如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照亮一代代青少年奋勇前行的道路，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奏响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强音。 作者何南进行创作分享 作者何南在分享中回顾了创作历程，谈及在沿着聂耳足迹实地走访、深入史料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那一代人用信念与才华谱写的“生命之歌”。他表示，希望《号角》能够成为青少年一代了解历史、感受精神共鸣的重要诗篇，激励更多人以坚定的内心走好属于新时代的文化征程。 据悉，长篇叙事诗《号角》一书出版后引发热烈反响和广泛关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等10多家媒体刊发书评。人民日报出版社与晨光出版社将《号角》通过声音的艺术进行全新演绎，由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张凯丽、朗诵艺术家张宏倾情演绎的《号角》有声书全本已录制完毕。 （摄影：尹超）

8月30日，《中国作家》“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座谈会在京举行。 8月30日，《中国作家》“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座谈会在京举行。孟繁华、贺绍俊、石一枫、徐刚、丛治辰、刘诗宇、王秋实等评论家作家齐聚一堂，围绕“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展开深度对话。会议由《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主持，副主编梁飞、俞胜，以及文学编辑部骨干编辑参会。 反思纯文学观、重建大文学观是座谈会的主要议题。孟繁华回溯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纯文学观念对思想解放的贡献，但指出纯文学观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已造成了束缚。贺绍俊提出纯文学是“理论的乌托邦”，既为文学提供理想标杆，也可能因过度封闭阻碍发展。刘诗宇呼吁打破学科壁垒，将影视、游戏等纳入观察视野，重构“文化史框架下的文学定位”。王秋实则以网文IP改编为例，主张文学需“关切时代复杂性”，避免沦为“小众圈层的自言自语”。徐刚关联“新大众文艺”战略，指出大文学观需“内化先锋技巧”，实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辩证统一”。 与会者认为，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并非二元对立。石一枫表示，“好作品的本质是凝结人类共通智慧，载体差异不应割裂价值评判。”丛治辰倡议“解除技术崇拜”，推动文学“向外转”与社会实践结合。陆源谈到，当技术理性扩张时，文学的人文价值反而凸显。 李云雷在总结中提出，反思纯文学观、重建大文学观，需要重建文学与时代、大众、世界的关联。此次座谈会标志着文学界对文化新格局的主动回应，未来将探索“纯文学”与“大文学”视野的创造性融合。 （摄影：尹超）

《小说选刊》近期推出“新面孔”等全新栏目，在发掘文学新人、拓展选稿视野上迈出了刊物革新的关键一步。为了进一步明确办刊思路，总结办刊经验，广泛征求各界对《小说选刊》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和丰富选后环节，践行开门办刊的理念，加强中国作协各部门间的交流联动，8月26日下午，中国作协创研部与《小说选刊》杂志社联合举办小说“新面孔” “选刊”新风貌主题座谈活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纳杨，《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顾建平、李墨波出席会议。中国作协创研部聂梦、李壮、刘诗宇、贾寒冰，《小说选刊》杂志社安静、尚书、欧逸舟、胡丹等参加座谈。座谈会由《小说选刊》主编付秀莹主持。 何向阳讲话 何向阳在讲话中指出，“新面孔”栏目以其独到敏锐的眼光遴选出优秀的小说作品，作品所呈现的独特叙事视角与饱满情感表达，展现出作者的创作潜力。“新面孔”栏目为文学新人搭建展示平台，是发掘文学新生力量的有力实践，为文学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焕发出新的活力。希望《小说选刊》选出更多优秀的小说，满足读者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反映时代生活更多面向。 何向阳认为，选的过程本身是一个评论的过程、引导的过程，具有深远的意义。《小说选刊》应该明确自己评选的原则和标准，确立明确的导向性，引导广大作家朝向正确的创作导向，同时也要通过评选形成一种“磁场”，团结和凝聚广大作家。《小说选刊》侧重于“选”，创研部侧重于“评”，两个部门本身在业务上具有重合性和结合点，《小说选刊》对于当代文学作品的遴选工作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沛的文本，创研部对于当代文学的观察和思考也为作品的遴选提供了理论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小说选刊》和创研部都要确立大文学观，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开放包容，开门办刊，既要推开门走出去，也要敞开门迎进来，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实现信息的共享和智慧的互鉴。这次座谈会对于两个部门来说是一次破冰，希望通过这样的部门间的交流和互动，真正拓宽工作思路，提升业务水平。 “所谓“新”，本质上是一种异质性。”李朝全谈到，《小说选刊》应该找到那些具有独特性、创新性、个性、辨识度的作品，不断提升刊物的活力，增加刊物的吸引力。要确立自己的遴选标准，跟其他选刊类刊物形成差异性，通过“新面孔”这样的栏目，确立自己的品牌，真正发现文学的生力军，增加文学的新面孔。他认为，选刊的编辑要具备独到的眼光，具备较高的艺术鉴赏力、审美领悟力、价值判断力、市场分析力，在选作品时，不论资排辈，一切从作品出发。选刊要充分面向读者，回应读者的需求和渴盼，熟悉阅读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当前的文学生活。既要了解文学的需求侧，又要熟悉文学的供给侧，寻找到作家和读者的契合点和对应点，找到作品与读者的共情点和共鸣点。 纳杨谈到，“新面孔”不仅仅意味着文学新人、新作家，同时也意味着区别于我们之前所熟悉的小说的新的小说形态。新小说要能够超越之前常见的叙事套路，体现作家不同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小说要能够表现新时代，书写新经验，回答新问题，塑造新人形象，满足不同年龄读者的阅读需求，充分贴近时代生活。 顾建平回忆起前辈编辑为抢稿赶赴火车站、深入基层发掘各地写作者的经历，他认为，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最荣光、最自豪、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发现新人，推出优秀的新作品，不让优秀的作家作品被埋没，是一个编辑的责任。编辑工作需要打破优先选用名家的传统思维，主动挖掘能带来审美挑战的作品，编辑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审美范围内，那些具有新意的小说，最初可能会带来审美的不适感，但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小说新的生产力。 李墨波认为，“新”不仅仅是指时间意义上的，不能简单地以年龄定义文学新人，“新”首先应该体现为一种作品的新风貌，艺术的新质素，以及鲜明的创新意识。其次，“新”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时间坐标上总是关注明天和未来，有时候回望和回归，在文学创作上也体现为一种新意，比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可能会给小说创作带来新的灵感和可能性。第三，“新”意味着走出陈旧僵化的小圈子，在更大范围内发现新的作品，以及新的作者群体。第四，“新”意味着要发现有别于传统成长路径的写作者，在网络等新媒介新平台上发现更多文学新人。 自《小说选刊》8月刊推出以来，“新面孔”栏目已推介7位作家的7篇小说作品，各具特色，尽显新意。聂梦谈到，《我们并不知晓雨的名字》以细腻笔触勾勒闽南海岛少女心事，层次丰富地刻画出少女既怀执念又渴望挣脱环境的矛盾状态，展现出作者的成长潜力。《余音未了》则有多重巧思，将方言与人物命运紧密交织，小说中“游荡的作者形象”与主人公形成互文，作品对语言、思维意识与命运关联的呈现凸显出文本的精妙。对于年轻作者，《小说选刊》应该关注其创作潜力与未来的可能性，为年轻作者的成长营造足够的空间。 刘诗宇评价《般若波罗蜜》，认为其不仅细腻刻画了母子矛盾，更深入探讨了后现代社会中传统教育体系与个体的适配错位，兼具故事性与思想深度。他同时谈到，无论是《小说选刊》的稿签，还是卷首语，都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评论，是对中国古典文学评点传统的延续，成为《小说选刊》的一个特色。“新面孔”推出的这些作家中，既有90后、00后，也有70后、80后，对于文学新人的发现并没有局限在年龄上，某种意义上，发掘被埋没的作者比仅仅发现年轻作者更为重要。 贾寒冰则表示“00后”作者的《长生殿》令人耳目一新，作品在戏曲运用、文本设计上极具文学感染力，将戏曲元素与人物命运绑定，传递出真情与艺术超越时空的内核。作者在整篇小说叙述中采用穿插回忆的方式。在叙述过程中，融入了许多传统戏曲元素，包括唱词等。这些戏曲元素的融入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与人物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李朝全谈到，作为纸媒，应该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努力贴近时代，贴近读者，关注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痛点，发现文学的新质生产力。要分析文学和文化消费热点，寻找那些可能引起较大共鸣和共情的内容。应该珍惜自己的版面资源，优化版面语言，针对作品组织专业性的评论，同时，充分倾听读者的意见，使大众读者评价与专家评论形成相辅相成的效果。可以尝试选刊数字化，探索新的发行方式，并在网络上做好宣传推介，探索文学与影视等行业结合的新路径，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不断提升发行量。 纳杨认为，对于真正优秀的文学新人，应该集中资源、态度鲜明地重点扶持，主动传递选刊的价值判断。要打破常规和惯例，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利用多种手段，多频次、集束式推出新人作品，使文学新人能够更快被文学界了解和认识。同时，寻找到那些真正优秀的好作品，完成经典化过程。 李壮在谈及青年创作时直言，“新面孔”栏目应减少“腔调陈旧、依赖熟练度”的作品，更多发掘具有独特表达和新鲜活力的创作。评论方面则可邀请新的评论者，多谈文本，多谈技术，多谈问题。此外，可引入网络评论，筛选新媒体平台的优质读者留言，打造互动评点板块，为栏目注入新活力。 安静谈到，能够选出有意义又有意思、接地气又大气、有时代性又有人民性的精品力作是每个编辑的梦想所在。像《尾裂》和《般若波罗蜜》这样的作品写出了“生存感”和“力量感”，主人公并非自我世界中勇敢的破局者和出走者，但他们都是身处这个世界和家庭中的命运承受者，体现出生命的力量感。“新面孔”栏目的作者有70后，也有00后，希望通过不同年龄的生命阶段呈现出对当代生活和时代风貌的完整书写。 “发现优秀的新人新作是一件令人幸福振奋的事情，更是文学编辑沉甸甸的责任。”尚书谈到，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新人的关注点似乎走入一个误区，好像只有年轻的才是新的，更多将目光聚焦在“90后”“00后”身上。“新面孔”栏目突破了年龄和时间的界限，开阔了选稿的视野和标准，回归到文学最本真的选稿逻辑——文本。让更多“大器晚成”或“厚积薄发”的写作者被发现；更多突破固有叙事框架，带来耳目一新的表达的作品被看到。同时也是我们对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等文学浪潮的敏锐回应。 在欧逸舟看来，《我们并不知晓雨的名字》《余音未了》《热带的雪》这些小说示现的是万事万物的踪迹，是成长、音节、亲缘关系，是蒸发的雨、消散的雾、融化的雪。小说论迹只因人间有情，我们对流水斜阳有情，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有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面孔”栏目这几篇作品接续了传统文脉的“有情”书写，而又各自拓展了新的面向。这个栏目不以年龄论新旧，也不因推新放宽选稿标准，“新”展示的是当下小说创作中更开阔的视野、更多元的向度、更丰富的情感意蕴。胡丹也谈到，《一个人的圣贤祠》这篇作品带给自己一种惊喜感。作者、读者、编辑、研究者，大家具有不同的文学审美，应该思考如何求同存异，确立最终的选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