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September 2025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市统筹力量，集中推出一批涵盖重点艺术门类的优秀主题文艺作品，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话剧《屠夫》、电影《东极岛》、电视剧《归队》、图书《绿色的火焰》、歌曲《敢当》等40余部佳作，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汇聚民族复兴力量。

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是北京京剧院今年推出的经典改编力作，由梅派名家张慧芳、老生名家杜镇杰领衔主演。该剧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每个行当每个角色都各显风采。唱腔设计独具匠心、层次丰富，尤其是“关敬陶”与“杨晓冬”的对唱采用“双嘎调”，扣人心弦、激荡人心。舞美别出心裁，将电影的视觉元素引入舞台设计，利用冰屏营造出沉浸感十足的戏曲舞台，让观众身临其境，更好地感悟我党地下工作者与日伪军惊心动魄的较量。

话剧《屠夫》由奥地利和德国剧作家于1946年联合创作，讲述二战时期法西斯统治下维也纳一个肉铺老板的悲惨经历，是一部反映欧洲主战场反法西斯主题作品。43年前德国曼海姆民族剧院携该剧在北京人艺演出；2005年，北京人艺重排该剧，老戏骨朱旭、郑榕等登台主演。此次《屠夫》的重排，旨在立足国际视野、融入当代思考，用文艺的力量营造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浓厚氛围。

电影《东极岛》以二战期间鲜为人知的“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为背景，将中国渔民勇救384名英国战俘的真实历史搬上银幕，填补了抗战题材电影中国国际救援叙事的空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叙事提供了珍贵的中国注脚。

电视剧《归队》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抗战为背景，生动再现了一支抗联小队在与大部队失联后，孤军奋战、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悲壮史诗。

图书《绿色的火焰》是今年抗战题材系列图书中非常特别的一本，作者张庆国通过跨越十五省二十五地的寻访，勾勒出张元济、梁思成、穆旦、冼星海等文化巨匠为往圣继绝学、以我血荐轩辕，守护中华文明火种的自觉意识，全景式展现了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伟力与文化担当。

歌曲《敢当》由孙伟作词，陈可心作曲，青年演员成毅演唱。全曲以磅礴的历史感为核心，慷慨激昂的鼓声与口号声，将听众拉回烽火年代。

接下来，本市还将持续推出歌剧《红高粱》、电影《731》、微短剧《怒刺》《马背摇篮》等主题作品。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深入挖掘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推动抗战体裁文学创作，山西省作家协会联合江苏省作家协会组织两省知名作家于8月10日至15日，开展“重走抗战路·笔铸民族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创作实践活动。

8月10日下午，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带领江苏40余位作家抵达太原，参观了赵树理旧居和山西文学博物馆，并在博物馆召开了“推动文学资源共享，共谋作协发展新篇”山西省作协和江苏省作协座谈会”。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邢利民，主席李骏虎和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山西文学》《黄河》刊物主编、部分作家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双方围绕作协换届工作、重大题材创作与激励机制、作协职能深化与文学服务创新、青年作家培养与网络文学发展、文学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文学的破圈发展等内容相互交流了工作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下一步如何深化两省作协文学交流合作，推动文学资源共享提出了工作设想并做出了安排部署。

随后两省作家代表团深入阳泉、左权、黎城、武乡等革命老区，参观了百团大战纪念馆、桐峪博物馆、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黄崖洞兵工厂遗址、鲁艺下北漳旧址、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旧址、砖壁八路军总部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通过实地参观、聆听讲解，重温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先烈艰苦卓绝斗争的光辉历史，从英雄事迹里感受中华民族舍生忘死的民族魂。两省作家表示，新时代文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充分挖掘红色故事，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未来将创作出更多有深度、有温度的抗战题材文学作品，以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资源为晋苏两省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8月14日上午，两省作家代表团来到红色武乡，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与武乡县委宣传部联合开展了“烽火记忆·书香传承——讲好山西抗战故事”活动。

活动中，山西省作协向蒋殊公益书屋授“文学志愿•读书驿站”牌和“小作家成长营”牌，江苏省作协向武乡县捐赠签名版图书，山西省作协代表中国作协社联部对武乡“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红色文化志愿服务进校园”进行扶持。“新时代作家大讲堂”文学公益讲座走进基层，作家蒋殊以新书《少年之约：跨越时空的红色承诺》，与武乡30名少年分享80年前的红色少年故事，激励孩子们传承红色精神，肩负起少年责任与使命。

山西是一片被鲜血与信仰浸染的红色沃土。山西的红色资源丰富而厚重，在这次采风中，作家们一路感受着“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的悲壮与崇高，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民抗战的伟力与信仰。两省作协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共同挖掘抗战历史中的民族精神，让红色基因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新的精神动力。

同时，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山西省作协安排部署了“用好红色资源，讲好抗战故事”十项重点工作，接下来还将推出《抗战文学纪实文丛》、编制山西抗战文学地图、《续范亭将军》电影播映、抗战主题文学创作及讲座、抗战题材微短剧拍摄等多项活动，深入挖掘、整理、创作、讲述、宣传山西在抗日战争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持续以文学的方式和力量讲好抗战故事，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8月30日下午，由韬奋基金会、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中共鹰潭市委宣传部、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政府、江西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会议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邹韬奋诞辰130周年。

《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新书揭幕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刘伯根，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殷陆君，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黎隆武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本书作者聂震宁以及多位批评家、出版人参加此次会议。新书发布会由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涤主持。

《心向光明：邹韬奋传》

聂震宁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邹韬奋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是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他短暂的一生是追求光明的一生。《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是一部记录邹韬奋生平事迹和光辉精神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全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真实再现了邹韬奋先生办报办刊办书店，以笔为刃捍卫民族尊严，将民主政治和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广泛传播以唤醒民众，成为文化抗战运动一面旗帜的人生历程。作品聚焦“心向光明”的主题，生动刻画了邹韬奋先生热爱新闻出版事业，真诚地为人民服务，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不畏强权、一心向党的伟大爱国者形象。

李敬泽表示，这部传记展现了作者聂震宁对邹韬奋的全面认识、深刻理解和真挚情感，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邹韬奋形象。该书不仅是一部严谨且有史学价值的著作，也是一部厚重的传记文学杰作，是新时代传记文学的重要收获。

邬书林认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邹韬奋诞辰130周年的双重时间节点出版《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既是对邹韬奋对抗战所作贡献的缅怀与致敬，也为研究韬奋精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对当下做好出版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刘伯根表示《心向光明：邹韬奋传》不仅是对邹韬奋卓绝奋斗的一生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当代文化人在新时代传承弘扬韬奋精神的深切呼唤。他从研究脉络的突破、细节的挖掘、对韬奋精神世界的新阐释、对韬奋精神形成的新总结、对韬奋精神当代价值的新阐释五个方面，肯定了该书的价值与意义。

殷陆君说到，聂震宁倾力打造的《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是一部回答新时代新命题的优秀传记，带我们走近邹韬奋，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拥有的坚定爱国情怀，思考当下的新闻实践，学习借鉴他在战火中淬炼的新闻理念，在今日的舆论场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黎隆武表示，邹韬奋这位从江西红土地走出的文化巨匠，其一生坚守的大众立场与为民初心，与江西人民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江西的文化滋养了他的爱国之心，而他以笔为武器投身文化抗战的壮举，也让江西人民倍感自豪。因此，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这位抗战旗手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江西本土红色基因与人文精神的深度挖掘。

新书研讨会由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汪维国主持。中宣部《学习强国》特聘诵读专家杨帆在研讨会现场为大家诵读《心向光明：邹韬奋传》片段，展现韬奋先生“心向光明”、以笔为刃投身文化抗战，始终坚守大众立场、真诚服务人民的精神。

中共鹰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忠表示，鹰潭余江作为邹韬奋的故乡，当地人民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始终以弘扬韬奋精神为己任。在这片土地上，以“韬奋”命名的设施随处可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地标。《心向光明：邹韬奋传》的出版，是弘扬邹韬奋精神的实际行动。这本书让读者了解邹韬奋的一生，以及他“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的奋斗精神。

在专题研讨环节，与会专家围绕三个专题进行对谈。

专题交流现场

专题一聚焦“邹韬奋的家国情怀：为什么能够成为文化抗战的一面旗帜？”。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阚宁辉担任主持人，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黎隆武、人民出版社社长蒋茂凝、《文艺报》原总编辑梁鸿鹰等嘉宾参与讨论，深刻剖析了邹韬奋在民族危亡之际所展现的坚定爱国情怀。

专题交流现场

专题二深入探讨“韬奋精神的内核是什么？如何焕发时代价值？”。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李忠主持了本环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立信会计出版社总编辑华春荣等嘉宾，就如何在新时代传承和发扬韬奋精神给出了独到见解。

专题交流现场

专题三围绕“《心向光明：邹韬奋传》的艺术特色和最感动人的地方是什么？”。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担任主持人，新华出版社社长匡乐成、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杨平、《光明日报》高级编辑王国平等专家，分享了他们阅读此书的感受，并从传记文学创作的角度，肯定了该书的艺术价值。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心向光明：邹韬奋传》的出版是弘扬韬奋精神的生动实践。这本书不仅详尽地展现了邹韬奋波澜壮阔的一生，更通过其“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的奋斗历程，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其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的多元视角。专家们的精彩发言，让人们对邹韬奋的爱国精神和不朽品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活动尾声，聂震宁分享了创作心得。他认为在那个风雨飘摇、社会动乱的时代，有人是不战而屈，邹韬奋是战而不屈。邹韬奋不仅是一个爱祖国、敢斗争的人，也是一个尚高节、重感情的人。为了吸引年轻读者，他在创作这部新时代邹韬奋传记时，特别注重其文学性，并倾注了真挚的情感。愿这部饱含真情与温度的作品，能激励更多人传承韬奋精神，在时代浪潮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

出席活动的还有中宣部出版局图书处处长、二级巡视员王为衡，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出版印刷发行处处长阙米秋，中共鹰潭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文，中共鹰潭市余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伟卿；北京发行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威，当当网副总裁刘宇；江西人民出版社党总支书记、社长、总编辑梁菁，副社长、副总编辑于珊，副社长黄心刚，副总编辑王一木等。

8月27日，程青新作《凤舞》研讨会在北京文联艺术工坊举办。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承办。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赖洪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北京作协秘书长史燕明主持会议，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担任学术主持。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北京作协理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林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翟文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曹霞，《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青年文学》主编张菁，北京作协理事、光明日报高级编辑饶翔，北京作协理事、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聂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后蔡岩峣，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靳庭月等专家学者参与研讨。北京作协签约作家、该书作者程青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凤舞》责编陈姗姗出席研讨会。

《凤舞》是北京作协签约作家项目之一，作者程青为其倾注数年心力，反复修改近十稿，2025年5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凤舞》这部作品不只是凤舞一个人的人生史，更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60后女性成长与觉醒的生动缩影，字里行间满是直抵人心的力量。

分享会上，各位专家充分交流、深入研讨，从不同角度围绕《凤舞》的创作价值、人物塑造与时代意义展开深入解读。

贺绍俊将程青喻为“情感侦探”与“心理医师”，认为《凤舞》是程青对城市情感观察的总结，凤舞是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她以纯洁本真超越传统女性形象模式，其爱情观打破传统爱情的排他性与占有欲，浸透现代精神，展现更健康的人性与更敞亮的精神世界。

李林荣提出，《凤舞》是“有难度的写作”，体现出程青开始跟她以往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各种情感纠结和社会矛盾趋向“和解”的新姿态，构建了同时代人对话性传记的长篇叙事新格局，从考学离乡的都市白领“我”持续观照在乡闺蜜凤舞的罗曼史，叙述方式富有探索和冒险意味，若对凤舞性格成因给予更瓷实的社会性支撑，人物或许会更立体更饱满。

翟文铖认为，程青擅于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语言透明自然，叙述中充满细节，惯用补述打破线性时间。虽采用第一人称但仍写出杂语小说，奥妙在于精心设置了诸多转述者。主人公凤舞人物带有分裂性，为追求理想爱情主义奋不顾身，而在家庭内则传统乃至带有奴性；谢文屿表现出现代都市人理性算计的人格。

曹霞表示，小说以“倒叙”和“解谜”形式展开凤舞的爱情经历，凤舞如堂吉诃德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爱情失败，人生却未失色。小说的核心价值在于情感的“不可通约性”，凤舞的纯粹爱情在当下难以被年轻人理解，却像“标本”般留存了爱情本真，未来人们或许能从书中读懂何为“爱情”。

徐晨亮认为《凤舞》是一部“还乡书”与“溯源书”，作家从都市回望故乡、追溯一代人的情感起源，在时代布景的转换中写出了一代人对于爱的焦渴。程青对人物复杂性的挖掘，打破了当下女性题材创作中的各种标签，也溢出了对女性成长的固有认知，因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与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张菁强调作品细节的真切性与叙述的流淌感，认为凤舞在委屈中求全，通过自我调适保持爱的能力，最终收养女孩“明亮”延续爱，这种复杂性让人物可讨论、可言说。书中一些细节精准还原特定时代的生活质感与人们的情感状态，也体现出程青对生活素材的细腻捕捉与沉淀能力。

饶翔认为，《凤舞》忠于文学与自我，写作立场并非女性主义却富于女性意识和生命经验，是女性对于女性的“共情”。凤舞从“情者”成长为“爱者”，绽放出女性热烈的生命力。小说对故乡的书写有别于启蒙式的批判视角，更像程青对乡情与初心的安放。

丛治辰指出，小说以凤舞为核心构建叙事结构，采用闺蜜式的第一人称视角，便于以闲聊的腔调推动叙事、主观性较强地建构凤舞形象，在叙事上颇具创新价值。作者不刻意书写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却通过塑造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四十年来精神图景的理解和判断。小说对谢文屿、方老师等男性角色的塑造，也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情感困境。

聂梦谈到，从女性叙事角度看，凤舞不顾一切奔向爱情的行动，实质上是一种自觉甚至盲信状态下的自我想象、自我寻找和自我证明，这意味着凤舞对爱情的追求超越了情爱本身，与时代命运发生了深刻关联。这些关系被作者安置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里，安置情感、责任、伦常、变迁之下，这无疑超出了一般浇块垒式的文学书写，而指向另外一种建构样式。

胡晓舟回顾与程青二十余年的合作，认为其创作一直贯穿着现实主义精神。《凤舞》近40万字，程青修改十稿，她对小说艺术的执着和虔诚让人叹服，肯定了《凤舞》直面平凡人的生存状态，关注女性成长，是其重要的创作成果，展现了作家对生活素材的提炼和加工能力，具有高度的艺术想象力。

蔡岩峣从地域性解读角色可信性，认为《凤舞》作为“女传”以人性为落脚点，通过凤舞的情感观念、母亲的重男轻女等折射时代性。靳庭月则从创作主题、叙事策略与美学风格、整体性考察三方面梳理了1999年至今学界对程青作品的研究。

杨庆祥表示，情感是程青创作的核心主题，程青既置身情感之中又抽身观察分析，其家庭书写聚焦现代性个体与家庭的关系。他认为《凤舞》将浪漫主义爱情作为“标本”呈现具有重要意义，提供了处理亲密关系的新路径。同时杨庆祥建议推动《凤舞》影视、话剧、舞剧等多形态转化，通过持续深耕让作品更长久地留存。

程青，北京作协签约作家、《凤舞》作者

程青对主办方和到场专家表达感谢，她提到，《凤舞》是自己写作生涯中篇幅最大、耗时最长、修改最多的作品。她回应专家观点时说，在《凤舞》这本小说中，她把男人和女人都当作“人”来写，以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让读者更深切感受女性的特质，着意两性对比而非对立。小说正是想通过凤舞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饱受挫折和情伤，但对世界和人依然充满爱的女性形象，记录具体时代里具体的人。就像留下一个小小的标本，希望能让读者及后世的人看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的生活与情感方式。程青表示，专家老师的剖析维度不同，各具体系，令她获益匪浅，她将吸收这些有益的观点，使未来的创作走向更加宽广之境。

赖洪波在总结中祝贺程青完成第十四部长篇小说，提及程青自2001年便与北京作协签约，肯定了作协签约作家扶持项目对其写作及北京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她指出，此次研讨会以专业视角挖掘《凤舞》的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为北京文学精品的传播与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感谢专家们的深入研讨，为作家创作提供了良好对话与引导。文联将依托旗下影协、视协等资源，推动《凤舞》向影视、舞台等艺术门类转化，进一步拓展作品影响力。

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8月28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中国视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举办的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片以左宗棠收复新疆、维护国家主权为主线，鲜活地表现了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先贤，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与无私奉献。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台）党委书记、董事长、台长、总编辑龚政文表示，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是湖南广电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部礼敬之作、使命之作。接下来，湖南广电将认真做好“十五五”内容创作规划，发挥湖南广电优长，继续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视听精品，为繁荣新时代文化艺术、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左宗棠收复新疆》总撰稿、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登渤谈到，创作团队始终秉持大历史观，坚持以真实的历史本身打动观众，克制煽情，突出左宗棠在维护领土主权上的坚定立场，同时也刻画了他作为历史人物侠骨柔情的复杂性格维度，从而塑造出一个更加立体、真实的人物形象。

《左宗棠收复新疆》总导演王新建认为，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作品应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团队在制作过程中深入考据、细抠历史细节。在表现手法上，本片采用剧情化的叙事风格，增强观看代入感，但始终以史实为根基，做到有据可依、有史可循。

与会专家认为，爱国主义始终是文艺创作的主旋律，该片正是文艺工作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凭借严谨的学术态度与自觉的艺术追求，通过讲述左宗棠收复、平定新疆并推动建省的事迹，有力助推公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左宗棠所体现的深厚爱国精神，值得每一位中国人铭记与发扬。

 研讨会合影

8月15日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老师携新书《狐狸与刺猬：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与复旦大学严锋老师展开对谈，本次活动由知名播客《忽左忽右》主播程衍樑担任主持，共同探讨在后浪崛起、网红当道的当下，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自处以及如何有效介入公共生活。

活动现场

许纪霖：今天和20年前不同，媒体的迭代实在太快。过去知识分子是中心，今天网红成了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中心。作为知识分子来讲，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在这个新时代里，你能不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这本书想回应这个问题。

程衍樑：许老师提到这本书的新修订版本，探讨了网红时代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严锋老师既是知识分子又是网红，而且是大网红，您来回应一下许老师的问题。刚刚许老师的发言，您能否现场回答一下？

严锋：我是读着许老师的书成长起来的。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亦师亦友，对我的影响很大。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在学术界他是非常有地位的。

许老师讲他是“老登”，这个我不同意，最没有“登味”的就是许老师，你看他的样子能猜出他的年纪吗？他整个人的精神气质，这种活力，超过了许多年轻人。这么多年不光是我们学术界的人，在更大众范围内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里面很多问题其实有一个连续性。现在这个时代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种断裂、一种隔绝、一种盲视，不看、不听太长、太多的字。这里还有很多问题，博眼球、博流量，制造各种各样的情绪——恐惧、焦虑，以此来牟利。传统知识分子好像是越来越边缘化，但其实没那么简单，就像“老兵不死”，只是转型。许老师是难得的样本。我也是看着许老师一直也在“成长”，这是我最佩服许老师的，他不是高高在上的，这些年他对年轻人的研究非常深入，我读过他对Z世代、B站文化的一些研究。

真正知识危机的问题其实是更加深化的。在这种断裂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连接？甚至可以说它是某种中间物。鲁迅曾经用过中间物这个概念，包括人也是一个中间物，恰恰这个中间物的“中”，很多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接口，包括中道、中庸、中间道路、第三只眼睛。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起到一个连接的管道作用，或者提供一种视野、一种角度，而不是煽动情绪、贩卖焦虑或者“撒娇”，这需要非常严肃的对知识的责任感。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并非零散的、从天而降的，或者像恐龙一样突然就没有了，而是有一条有迹可循的脉络。现在，我们更是到了“却顾所来径”的时候。

这本书就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一个精神的历史。这本书本身也在进化，它不是博物馆里的一本书，而是非常有现实关怀，关注现在的新媒体、Z世代，以及这些新问题跟以往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时代、社会、人和问题，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许老师很难得地能够把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许老师朋友很多，我观察到他的朋友来自五湖四海，他有一种包容性，包容不同的观点。

我想谈的是社会所稀缺的东西、需要的东西。就像现在所谓的网红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很复杂，展开来谈可以谈很多。网红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类人，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原来所谓知识分子的评判体系是学院性的，通过学术、知识、体制或者同行评议，来评判你的价值。可是今天这个体系更多变成了一种社会评价体系。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趟伐牢”的。更关键的是，其中涉及权力问题。知识分子其实很渴望权力，不是说政治权力，人都无法摆脱权力的网络。这种权力可以体现为一种话语的播撒，他要发声。

传统知识分子的发声渠道，例如许教授这本书所代表的著书立说，在当下已显不足；还需课程、视频、播客等多元形式。当知识和新媒体结合，其内容形态也随之改变：原本体系化、系统性的整体知识，可能变成情绪化的表达。它不是面向知识本身，而是面向一种人际关系。我认为，知识现在面临的既是一场新的转型，也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它不是知识原来的本体，而是变成了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经济学家研究非常专业的经济问题，而今天有的卖课的经济学家非常有影响力，他把经济学切成一个一个日常生活的案例。这有用吗？有用。好玩吗？好玩。但是它完整吗？它是全部的真相吗？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故事会经济学”，经济学变成了讲故事。而且在故事当中，他好像和他的读者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他好像是一种新的知识共同体，变成了为读者提供情绪价值，变成了理财顾问。这个也是一种身份的转换，这里面整个架构悄悄地就转变了。

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我这里仅以经济学为例。许老师是历史学家，历史学知识分子的转型，又不一样了。我刚刚讲原有学院体制的知识结构变成了一种人际关系，就是我要跟你搞好关系。这件事情挺可怕的，因为人和人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控制。本来我只为知识、为真理、为价值观服务，现在我变成为你服务，我要不要讨好你？要不要害怕被你抛弃？这个里面的真实、关注的焦点就发生了转变。

当然，不同领域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文学领域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文学本身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它有很多的主观性。什么文学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讨论。我不是绝对的权威，但是在某些领域，比如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外交，包括经济，甚至历史，都是需要非常严谨、系统性、专业化的知识的。当知识分子只考虑和粉丝的关系的时候，这是一个危机。他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一种“吸粉”的手段，原有那些专业的知识就带来了危机。

程衍樑：严锋老师已经谈得很深了，提出了很多富有洞见的观察。以我看来，二位老师都亲身经历了从移动互联网兴起前，到今天身处网红浪潮中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并且都属于转型成功的代表。80年代以来的很多名字，在大浪淘沙中有的已经消失，当然原因各不相同。许老师在2003年试图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您当时需要回应社会上的哪一种风潮？因为您在书里提到90年代曾是知识分子讨论非常丰富的时期。这本书当年出版的时候，是为了回应当时的那一波风潮吗？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第一，一度被边缘化。过去大家一样穷，现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嘲笑北京中国社科院的段子，比今天的脱口秀还精彩。当时知识分子穷，社科院学者被嘲笑是：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

第二，80年代政治的热情开始消退，一部分学者讲我们的岗位在哪里？不应该在广场上，应该在校园里，回到校园，回到体制。他们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只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是第二种挑战。

第三，90年代以后从西方过来的“后现代”思潮降临。什么是后现代？简单地讲，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相信自己手握真理，代表普遍的正义，后现代说：错了，这些都是虚妄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不相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普遍的真理和正义。

程衍樑：解构一切。

许纪霖：解构一切。当时面临着的困惑就是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我这本书里前几篇一直保留着，回答什么是知识分子，可以看到当年回应的是这些问题。当然不仅是我个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都在重新思考，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才有当时重建人文精神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知识分子是想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存在的合法性，原来的合法性没有了。这一部分不是我重点要述说的。但是今天当重新再问知识分子何为，时代变了。为什么变？简单地讲这个环境变了。

今天所处的环境和90年代第一次碰到的危机还是不一样的。今天所讲的那些涉及宏大叙事的公共领域开始衰落，另一方面随着公共领域衰落，这几年各种各样去政治化的、文化的公共空间空前活跃，我自己是过来人，我发现从来没有这么活跃，比80、90年代活跃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第三个变化，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崛起。过去的知识分子都是靠文字吃饭的，而文字媒体有什么特征？它不是向所有公众开放，是向精英开放，作者通过编者才能获得读者。今天有了新媒体、社交媒体以后，向所有人提供了一切可能性，向所有人开放，只要你说得好，说得巧，人人皆可为网红，它不再有过去的门槛。

在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自媒体里面出现了很多非典型知识分子，不是过去意义上典型的以文字为中心，而是更多以视频、音频这样的方式出现，背后都需要有平台。今天你没有平台/大平台，你的声音就释放不出去。平台的基本的逻辑是流量，流量为王，所以谁掌握了流量密码，谁就拥有了钱。

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知识分子不再处于C位，网红占据了C位，这就产生了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在这个时代里面，过去传统的知识分子曾经辉煌过，今天已经被边缘化了。我觉得首先要调整心态，不要怀念旧时代如何之好，时代的变化不可阻挡。我自己是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我想起五四时代有一批老知识分子/老绅士，写文言文出身，像林琴南，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很看不起写白话文的胡适他们，他们说文言文多优美，看不起白话文这种“下里巴人的语言”。结果他们发现自己最后和时代错位，没过几年白话文运动大胜，林琴南、吴宓、梅光迪大败，因为他们引起不了年轻人的关注。

我现在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我只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是不是一场新的白话文运动已经出现？这个白话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比如媒体语言。今天大家都要玩梗，还有新兴的音频、视频，这是不是一种新的白话文呢？既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来看看这个时代的变化。你能改变这个时代吗？改变不了，与其螳臂当车，不如就改变我们自己吧。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能不能和这个时代和解？

今天我想谈两点：一是坚守自我，二是与时代和解。这两点不可偏废。刚才严锋强调了坚守自我，这方面他可以多谈；而我更想探讨的是如何与时代达成和解。简单来说，坚守自我是立足本心，与时代和解则是回应外部。我想在两者之间获得自己的位置，但是不是C位不知道。

严锋：我们真的需要思想史、知识史，而非光是一个零散的点或者就是一个当下，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刚刚讲到现代文学的例子，过去的许多大师是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我们掰手指数一数，鲁迅、巴金、叶圣陶、郭沫若，他们几乎都做过出版、编过杂志，带着巨大的热情。这其实就是当年的新媒体，相当于今天的小红书、微博或B站。他们并不光是自己研究、写作，他们的读者意识、受众意识、媒介意识是非常强的。

知识界在每一个时代都面临着向受众传播的问题。许老师讲到白话文和文言文，非常有启发。我们应该用什么语言来说？是用传统的语言？一成不变的语言？过去的语言？还是用一种进化的语言？一种更贴合时代和社会，还有读者受众的语言？白话文这个例子太好了。白话文赢了，正在于它骨子里就便于传播，这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言。那个时候胡适说“八不主义”，“惟陈言之务去”，不要对偶，不要过分注重修辞，翻译成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接地气。

我觉得知识分子确实要改变自己说话的方式，不能用过去的经验和语言。今天是多模态的时代，刚刚许老师说到播客、视频，包括文字也变成了微博，视频还有短视频，很多人对这个会有批判。我一开始也是批判，许老师纠正我，它在传播上肯定是有其优势，现代人接收信息的渠道早已不同。过去学习就是把一本书背下来，不整体也得整体。今天谁还会用背六经的方式？如今学生更关注“知识点”。他们不再追求系统掌握，而是先谈“点”，再谈“面”。许老师这本书里面绝对是一个网，它有线，有很多故事，还有很多的点，这个点和线、面、网怎么结合？新媒体当中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东西，比如经济学家用讲故事的方式吸引你的兴趣。

我理想当中传播的途径是分层、分阶段、分受众的。短平快也可以，短视频也可以，一下子调起你的小兴趣，比如哲学、历史、文学小故事都OK，先把你吸引进门，然后再上音频。音频是传统和新时代当中能够结合得很好的渠道。比如播客已经十几年长盛不衰，而论坛在哪里？我还在坚守论坛，我知道论坛非常小众。博客在哪里？天涯、西祠胡同在哪里？播客长盛不衰，这个就很有意思。播客可以碎片化收听，比如洗碗的时候听，我是健身的时候听，也可以聚精会神地听，非常有弹性。今天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媒介意识，甚至说得夸张一点你做网红没问题，但是你要考虑如何做，是不是还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一种初心。你只不过在实验各种各样的新的传播手段，背后还是要有你的坚守、追求。

包括“岗位意识”，90年代讨论人文主义的时候出现的概念。这个词在今天仍然有意义，你不能说我在传播的时候就“失位”了，在讨好当中，在刺激当中，在贩卖焦虑。只要有情绪的地方就有流量，这个我太清楚了，我网络玩得很溜，怎么有流量我太知道了。但是我不会去做，这一点我很骄傲。因为流量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你能够用流量控制你的粉丝，可是你在控制他人的时候，权力这把双刃剑也会反过来控制你。

当年我做过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有一个榜单，我很骄傲地说我连续三年是第一名，第二名是复旦官方的公众号。我后来停更了，因为真的很累。做到后来就纯粹是为了流量，当然这个时候我就非常小心，因为人很喜欢创造一个东西，用这个东西去连接他人，甚至控制他人。知识分子应该知道，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流量也是。作为知识分子，我还残存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骄傲，我有一个反省，知道流量最后可能也会把我们吞掉。当年博客出现的时候，美国一年死了多少博主，每天加班加点。说到这个控制，连我的健康都会被它控制了。

程衍樑：这应该不只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大量的网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健康受到损害。

严锋：但他们完全不顾忌这个东西，知识分子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反思意识，我觉得在任何时代这都是需要的。但是如今反思在网上甚至成为一个负面词，一直有人说我是个“反思怪”，我以此为豪，我就是“反思怪”。

许纪霖：我唱一点反调，否则就不热闹了，最好的对话就是看沙老太婆和阿庆嫂打架。

严锋老师说流量即权力，我完全同意。当你拥有流量的时候，你也就拥有了一种主宰别人的权力，这毫无问题。最早是培根讲“知识即权力”，福柯后来从知识背后发现了一种权力控制关系。

今天出现的情况是，过去传统知识分子拥有知识、拥有权力的时候，背后是掌握了一套媒体，这套传播工具是垄断性、主宰性的。今天传统知识分子悲哀地发现，借助新媒体、社交媒体也可以成为某种网红、流量博主，认为自己拥有知识的传统知识分子反而被边缘化了。过去知识是权力，今天并没有拥有多少知识的人，他只要拥有流量，也会成为权力的拥有者。

今天的媒体空间已经是一个各种各样的人争夺话语权的博弈场所，而传统知识分子屡战屡败。每年B站有百大UP主授奖庆典，我很感叹，除了罗翔，除了刘擎，其他98位几乎都名不见经传，有兽医、气象预报员、监狱的看守，五花八门你能想到的，都能成为百大UP主。我想找找我的位置在哪里——千名、万名之外。当然他们也提供知识，这些知识是我们在教科书里、在传统媒体上得不到的。通过他们我们窥见非常丰富的生活，我们知道了世界这么大，可以通过他们看一看，不必自己去看。包括“忽左忽右”这样的播客，也成了我们获取知识的窗口。

今天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知识的民主社会，我们传统拥有话语霸权的知识分子被挑战了，这个被挑战，可能内心的确是一个失败者，但是我有时候看那些优质的博主，那些UP主，不得不惊叹，他们真会讲故事、讲知识。这个能力我们是没有的。

今天网红有两类，一类是流量网红，就是严锋老师刚才批评的为博流量而流量。今天大部分成功的网红，背后都要有公司、团队操作，必须商业化。但是一旦资本介入，资本的逻辑不是输出知识，而是变现。网红一定要变现，流量为王最后就变成了变现为王、资本为王。很多人一旦签约，就要屈从于公司的资本逻辑。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网红未必是流量网红，他们是一种知识网红。还有一类是情感网红，讲情感的，讲心理学、哲学……帮助年轻人战胜焦虑，回归自我，安顿自己。这些网红，我内心还是很敬佩的。同样讲知识，罗翔、刘擎，还有哲学家陈嘉映，讲这么高深的哲学的内容竟然可以赢得很多流量，赢得粉丝，这个时代的确变了。且不说现身坐在我们旁边的“忽左忽右”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让我们做是做不到的，今天这个时代真的变化了。

今天知识传播的方式、输出的方式变化了。我依然觉得文字是有意义的，我们是靠文字起家的。今天通过音频，通过视频，有了新的传播知识的渠道、治愈心灵的渠道。当然传统知识分子可以接受自己的文字，不要看到人家网红变现，你就守不住自己了，只能发牢骚。我最看不起这一类人，如果你想成为网红就下水。你不要去抱怨这个时代，你守住你这一块阵地也挺好的，像严锋老师守住微博一亩三分地，560万粉丝。560万意味着什么？中国任何一个广场都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就怕有酸葡萄心理，觉得我的时代被你占有了，但是我认为另外一种选择是和这个时代和解，不以追逐网红为目标，用我的话说叫“降维启蒙”。我的书里面专门讲到了如何降维。

程衍樑：您书里花了很多篇幅回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人物，虽然他们不生活在今天互联网网红的时代，但是代际之间的变化，其实和今天很多事情背后的线条高度相似。

请许老师给我们稍微讲一讲，前面您提到的五四那一代人，林琴南、吴宓他们和白话文运动的这批运动干将之间所谓的成败。我的想法可能跟一些人的个人特质有关，有一些人具备能够在互联网时代成为网红知识分子的特质，有的人不具备这样一个改变的心态、勇气或者观念，这正好应和了您的书名，借助了您的概念，把知识分子分成不同的类别，至少是狐狸和刺猬两类，趁这个机会可以解释一下再版后用这个书名的原因，以及狐狸与刺猬背后代表的知识分子各有哪些不同的特质吗？

许纪霖：你前面提到五四，我前面提到了吴宓和梅光迪，他们是学衡派知识分子，他们是“哈佛帮”，在哈佛留学，坚守中国古典精神，他们也非常敬佩陈寅恪。陈寅恪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他继续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坚守学术阵地，坚守学术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吴宓和梅光迪“既要又要”，既想成为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又觉得自己留过学，还是哈佛的，而胡适是哥大的，凭什么对西方文化又不懂，回到中国风头这么劲？心里就嫉妒，于是赶紧回中国和胡适“决战”。“决战”的战场在哪里？不在校园，而在公共媒体。

我刚刚讲五四时期风气变了，白话文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他们还在守着咬文嚼字的半文半白文字，年轻人要看吗？他们还总摆精英的谱，总是要教育人，“爹味”十足。所以他们办了《学衡》杂志，没有人要看，两百本都卖不出去，可谓一败涂地。

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到，最失败的就是“既要又要”，你守住学术阵地本身就是很好的选择。可一旦要成为知识分子——这里要明确，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是面向公众、要进入公共空间的——那就要和时代和解，用公众所愿意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重塑你自己的知识启蒙。不要觉得大众永远是愚昧的，自己是先知先觉的，别人是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抱着这种心态，结果一定会像吴宓和梅光迪一样失败。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想明白想要的是什么。当你进入某个场域时，必须符合这个场域的逻辑，不要试图用另一种场域的逻辑来改造这个场域。

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公共性。在专业领域，我们说的都是学术黑话。学术黑话我和严老师都会说，我们今天晚上如果用学术黑话交流，我相信你们都后悔这么热的天跑来听一场听不懂的 “黑话大会”。如果把学术内容还原为大白话，用我的话讲叫“人说话”，这恰恰是公共空间的规则，必须遵守。

最后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关于狐狸与刺猬，这是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提出的，他借用古希腊一个寓言：“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狐狸是发散性的思想家，什么都懂一点，但没有体系；刺猬只认自己那点知识，却建构了一套体系。在我看来，学院专业领域大部分都是刺猬。很多一流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问极高，可如果问他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他可能会非常无知，连常识都不知道。这就是刺猬。狐狸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谈。从长期的公共空间来看，也许更需要狐狸型的学者，因为他有多知，更适应公共空间的知识系统，可能没那么专业，但比较大众。

程衍樑：胡适算是狐狸吗？

许纪霖：胡适是典型的狐狸。胡适是什么“家”，是说不清楚的。按刺猬的标准，胡适在各个领域都是二流的：《红楼梦》考证比不上俞平伯；作为历史学家，《水经注》研究到死都没写完；哲学方面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下半部也没有写出来。他绝对不是刺猬，他是狐狸。但是狐狸要是做得不好，就不是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什么都能谈。现在有很多自媒体作者任何领域都能谈，是很厉害的，我还蛮敬佩的。

但是我个人的理解是需要“刺猬为体，狐狸为用”。毕竟还是要有自己的专业，但是又有发散性，这样可能更好。“狐狸为用”，就是你有自己的核心知识。有一句谚语就是，你在某一个问题上什么都知道，但在所有的问题上你都能知道那么一点，这是最优秀的。用我的话说，你既要有刺猬的特质，也要有狐狸的特征，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进入公共空间，才能和网红有得一拼。

程衍樑：胡适是特别好的样本。像您提到的，单看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研究能力或者作为学者角度，可能都有缺陷，或者和那个领域的顶级学者有差距，但从整体来说，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学术史是有缔造之功的，这是很典型的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学者最终都能在一个社会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例子。

程衍樑：您在书当中做了很有意思的对比，也是今天很多公众号讨论的：北京和上海。魔都和帝都的知识分子也存在很明显的差异，您认为上海代表一元化的知识分子叙事，北京是一种二元化的，这个跟我们讲一讲。

许纪霖： 先讲个人选择，在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差异上我做过研究，我除了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以外，我还特别喜欢观察城市。上海和北京刚好是可以比较的空间。除了法国（法国巴黎独大），其他大部分的大国都有“双城记”。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在书里面专门有一篇讲魔都和帝都，当然我是以特定的角度讲知识分子的不同。

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

上海，从民国到今天都不一样。魔都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接地气，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的时候，上海所谓的知识精英很多都不是典型的学院精英，像吕思勉这些学院精英，因为私立大学工资太低，还要给出版社写一些通识畅销书赚点钱，他们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另外就是报业大王，办各种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和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魔都和帝都两个城市的知识精英气质不一样。上海的知识精英比较生活化，也爱上海。北京的精英，和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讲不是贬低北京，北京更大气，我喜欢北京人，不喜欢北京。我喜欢上海，不喜欢上海人。

程衍樑： 这十几年来许老师做了很多关于年轻人的研究，尤其是与后浪的对话。在这样一个年代，请二位谈一谈在网红化的时代，知识分子如果试图和更加年轻的新一代完成对话，从你们经验来讲，如何完成这种对话？以及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和所谓知识分子群体发生联系的出发点在哪里？今天很多人觉得知识分子已经变成非常遥远、虚妄的词汇，专家变成了“砖家”，来谈一谈对这件事的看法吧。

严锋：我刚做青年教师的时候，上课紧张得发抖，那个时候觉得知识体系不行，没有教学经验。但是那个时候的学生眼睛里有光。老师有一种体感，全都能感觉到学生有没有在听。而且我的判断是对的，过了很多年再遇到当年听我课的学生，他们说当时太好了，下课也围着我。但是现在我讲完课，就成了孤家寡人，很少有人上来交流。上课的时候他们人手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挡住了和我的互动。人和人之间很重要的是眼神的交流。我会想你在看什么，你有没有在听？老师也很焦虑。其实我恰恰觉得现在是我一生教学的巅峰状态，我觉得很可惜。

我后来跟他们一交流，发现上课的东西他们完全懂，他们知道，也在听。这个时候我发现他们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可以说他们不专注，但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能力，用电脑术语说，就是“多任务处理”。现在的年轻人是多线程、多任务的，这也是今天冲浪阅读的方式。现在的人一天同时追几部剧，我们新媒体的生活方式不是单线程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超能力，像《三国演义》里面的庞统就有这种能力。

我跟很多老师讲，我们要想一想，学生不一样了，我们还在原地，时代也不一样了，我和他们的关系也不一样了。我们怎么适应，是改变自己迎合他们，还是我也要开发自己新的能力，然后和他们建立新的关系？我本身研究数码文化，我发现很多东西从数字、技术的角度来看也很有启发性。我刚刚讲到多任务、多线程，这是年轻人的特点。

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这些前浪，我们的知识是怎么积累的？最早是一本书背下来，后来学历史，是日积月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以过程为导向的。我现在很注重“过程”这个词，老一辈可能用一辈子研究一部《红楼梦》或者一个鲁迅，通过漫长的积累形成整个知识体系。今天呢？好像老一辈建了一个数据库，他们去提取、去检索，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只关注检索结果。他们恨不得你直接告诉他们结论是什么，知识点在哪里。我不认同他们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心态。

我想到知识分子的时候，包括前浪，我对“过程”有迷之信念。但我也要理解后浪，他们关注“点”，关注结果，包括他们超强的检索能力，这是我们不具备的。他们个个都是冲浪的高手，能在知识海洋中迅速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拼凑成一篇论文。

未来的教育会是怎么样的？未来的大学是什么样？未来的老师和学生怎么样？未来我们怎么做老师，怎么做学生？我觉得学生要更重视一点过程。老师还要坚守过程，但这个过程要重新反思一下。你如果在课上像原来那样照本宣科、长篇大论，那学生肯定不买账。你课上一定要有亮点，你要照顾到他们关注的“点”，还要考虑他们的情绪价值。

我刚刚讲到网红知识分子，他们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他们重视情绪价值，重视叙事，重视人际关系的培养，这个拿到教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是什么？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更是关系的培养，包括我们讲传道授业，“道”是一条路，路是过程，是旅行。古往今来，教育的初心就是旅行，旅行就是组队打怪，组队过程当中，老师是一个领导者，我们是一个团队。以前老师是高高在上地往下灌输，今天不行。今天老师的角色更像是伴读，陪伴者，或者叫陪练，但是也要带一些向导，因为你对“路”更熟悉。我很喜欢“路”这个词，路不止有一条，学生很喜欢“点”，你也要跟他讲这个“点”到“点”之间的路，而且从一个 “点” 到另一个 “点” 的路不止一条，如果光注重结果，就看不到一条一条的路，而老师是有他的优势的，这也是一个面向思维的教育。今天不是面向结果，而是面向过程、面向思维，尤其是批判性思维。

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不是斩钉截铁地告诉你这是对的或者不对的，而是会说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你去查查，我也去查查，我们一起看看历史上是怎么样的，它是怎么演变的，它有哪些不同的角度，为什么有不同的角度。通过这样的方式破除独断、绝对的真理观，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

我在想很多东西是一个循环，包括师生关系。我现在很怀念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他没有给我上过课。我们那个时候每个星期去他家，也不用约，去了推门进去，他家门都是开着的。来了就聊，聊各种文学史、各种典故、各种人物，到点就一起吃饭。这种关系很真实，也是一种言传身教。我们对老师佩服得不得了。今天做老师首先要做一个人，这是我老师讲的一句话，“做人第一，学问第二”。形象、气质、操守、节操、价值观、做人、趣味、阅历、眼光都是知识的一部分。

我以前看李欧梵老师，他是哈佛的教授，他说他是狐狸型的，他也写过一篇关于狐狸与刺猬的文章。他的老师是费正清，费正清放假的时候把学生叫到乡下的屋子里面，大家吃住在一起，一起干活，种田、砍柴，累了之后跳到他家的池塘里面去洗澡，然后晒日光浴。

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想到了孔子，还有柏拉图、苏格拉底，就是这种关系。关系在教育中非常重要。而且说到底，教育是什么？是一种生活。学生和老师如果生活在一起，这种教育是很真实的。我们不能失去与传统历史、与大地劳作的关系，这其实是知行合一的真理，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重要的。

许纪霖：两代人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自己的理解包括我的经历，让我发现两代人是 “世仇”，年轻一代永远有“弑父情结”。因为父亲一代永远是一个主宰者，儿子一代只有“杀死”父亲，才是他的成人礼，他才能成长起来。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这批学生对老师一代是看不起的，总是要反驳他们，以此显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成长。两代人、两代知识分子之间首先是“世仇”的关系。

伴随另外一个现象，我称之为“返祖现象”。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反而更尊敬的是民国时期过来的老先生。你说的贾植芳先生是祖父一代，不是父亲这一代。父亲这一代是1949年到1966年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很教条的。民国教育培养的是祖父那一代。祖父对第三代很宠，他不形成直接的压迫关系，又比较慈爱，所以有了返祖现象。我读大学时，对当时几个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非常崇拜。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有一位老先生叫徐怀启，他是中国研究基督教的顶尖学者。这位老先生当时80多岁了，给我们讲基督教历史，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拉丁文，我们看不懂，但是内心非常敬畏。父亲这一代老师来上课，有同学可能听到一半一个箭步到台上说“老师这个不对”，然后就开始辩论。这种“世仇”是蛮普遍的现象。

两代人之间，时代不一样、知识结构不一样、精神气质不一样，产生摩擦、冲突也是很正常的现象，特别在今天讲到“前浪后浪”，我在书里面多次分析到这个问题。谁是前浪，谁是后浪？现在时代变化太快了，特别是互联网迭代，五年一次迭代，五年就是一个新时代。这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由于科技的发展，特别受到互联网网络的影响，迭代非常快，差异非常大。这就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话题。

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前不久接受了腾讯研究院的一个采访，我讲到后来讲了一句话是“要相互拯救”，采访者之一是一个90后，他说听了以后非常感动，认同相互拯救。毕竟老的一代还拥有主宰的权力，年轻一代对付你的方式很简单：“对对对，是是是，好好好”，态度诚恳，坚决不改。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他最讨厌三种人，一是老师，二是父母，三是领导。因为他们代表了权威。他们不会直接顶撞你，不会跟你说 “这是我的方案”。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但是这不是最好的方式，我觉得还是要相互理解，特别是年长一代，最重要的是倾听，倾听最重要。

说到倾听，什么叫“爹味”，应该是“爷味”，是爷爷的味道，不是爹爹的味道，爹总是一本正经地说“你应该如何如何”。而爷爷往往非常慈祥，容忍孙辈，有时候也讲自己的经历，听听也有道理。你知道小红书变成“老红书”了吗？今天有一大帮60到90岁的老人到小红书上成为博主了，就讲自己的经历，每天分享自己的生活，赢得几万粉丝。年轻人很愿意看看爷爷奶奶这一辈的成长。有一个老奶奶70岁依然有梦想，讲自己的经历怎么样。年轻人看了以后很感动，确实很有梦想。有人可能会想“我20岁就放弃了，好像有点醒悟。看到他们的经历又觉得自己经历的这些挫折又算得了什么”。

今天要有点“爷味”，“爷味”更多的是一种宽容、理解、慈祥。更多的不是“我告诉你”——我们通常总是说我告诉你，居高临下的。我现在学会和你分享，和你同步一些知识经历，他们是肯听的，觉得我和你是平等的。你要和他们玩在一起，年轻一代喜欢玩VR、游戏、cosplay。玩在一起了，他觉得你是自己人，不是权威。

某种意义上双方是相互拯救，你从年轻人那里学到很多你所不知道的知识，你所不了解的时代。今天很多人，特别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整天讨论养生，以后要不要进养老院，我听了就烦。最好的养生是和年轻人在一起，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是什么年龄的人。如果你找不到，你和猫、和狗在一起，也会让你年轻，让你治愈，因为它们永远像小孩子一样给你带来很大的情绪价值。这就是一种相互拯救。我不想谈大道理，但是今天“爹味”何其多也，老一辈真的要自我警惕。

知名艺术评论家、艺术家、诗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岛子于2025年9月1日早晨因病在北京辞世，享年69岁，多位知名艺术家及岛子友人向澎湃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发布讣闻称，岛子先生的逝世是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美术界的重大损失。此前几天，一些社交媒体曾发出岛子因白血病病危而陷入ICU抢救，急需AB型血液支援的紧急公开信。

岛子原名王敏，1956年11月26日生于青岛市，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曾任西安市文联《长安》文艺月刊副主编，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学系主任，重庆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国际美学学会会员。学术研究和创作方向包括艺术批评学、现代艺术历史与理论、诗歌创作、水墨艺术创作。出版有《岛子实验诗选》、《美国自白派诗选》、《中国当代油画研究：观念变形记》、《建筑新范式：后现代主义语言》等。

他于上世纪80年代以“玄学派”诗歌风格崭露头角，上世纪90年代转向艺术史研究，其诗歌与艺术理论在国内外均具影响力，曾获国际诗歌奖项。‌‌

对于水墨艺术，岛子生前曾撰文说：“中国传统艺术选择水墨语言不仅仅是巧合，道家思想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艺术，水之为水，并不是作为自然之物的水，而是已经转化为道家观念上善若水、无常形之水、‘柔弱而不争’的水，是指向生命的元素性之物，而且是无可规定的无味之物，但却最为体现生命之道，在受到佛教尤其是禅宗影响后，则是触及‘空灵’之境，产生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空灵的水墨观。”

岛子，《黏土尚未形成 》 纸本水墨设色， 70x70cm ，2014

此前几日，一些社交媒体曾有多个账号发出岛子因白血病病危而陷入ICU抢救，急需AB型血液支援的紧急公开信，信中说：“几周前主内岛子老师因白血病住进医院。今日得到消息，目前岛子老师病情危急，因白细胞急剧升高、血压下降，正在ICU抢救。现在急需AB型血液支援……经商定，以系列版画作为回馈”。知名策展人、评论家贾廷峰当时曾选购一幅作品作为支持，他说：“岛子是这个时代极具精神性和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型艺术家。”

知名艺术评论家贾方舟回忆说：“还记得8月初邱敏来上苑探望她的导师岛子先生，晚上我们一起聚餐，他还好好的，胃口也不错。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感到人生好悲凉……岛子先生多年潜心研究艺术，在教学上也卓有成效，现在的青年批评家好多都是他的学生，为他的离去深感痛心，愿岛子先生一路走好！”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东部地区的高校陆续根据政府要求或自身实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迁移。10月，西南联合大学成立。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随着日军铁蹄踏入南亚，日寇的飞机在昆明的天空更加肆虐，西南联大的师生就是在这样充满危险的环境下坚持开展复学工作。

《绿色的火焰》出自穆旦《春》中的诗句——“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火焰与春草合二为一，它们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华民族永不熄灭的抗争精神。非虚构作品《绿色的火焰》由云南作家、《滇池》文学杂志原主编张庆国撰写，为重返历史现场，作家跨越十五省二十五地寻访，勾勒出张元济、梁思成、穆旦、冼星海等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

近日，“碧草丹心，星月长明——《绿色的火焰》新书发布会”举办。活动采用南北联动模式，于北京和昆明两座城市同步进行。

《绿色的火焰》作者张庆国谈道，为了创作这部非虚构作品，他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在十月文艺总编辑韩敬群和本书责编田宏林的帮助下，他找到现居昆明的抗战史专家齐春风进行采访，对方为他讲述了两个多小时的抗战史，并发来几十本书籍供他参考

“凡是写到的地方我必须要到达，我从卢沟桥、宛平城开始，从抗战‘七七事变’的起始点开始，然后开车去天津，接着去南京、上海、杭州、武汉、长沙、南昌、吉安、太和县等等，到达了将要写到的所有地方之后，我才开始写作。”张庆国谈起他的走访采风经历，他纵贯中国十五个省共二十五个地区，进行了持续一百多天的田野调查。

“我长途跋涉，行走半个中国，就是为了到达所有文中将会写到的事件现场，看到实物，即使是已经变化的现场，对我的写作也很重要。站在那个位置，我的内心会有触动，捕捉这种情感并寻找更好的表达，是写好本书的关键。”张庆国谈道。

张庆国表示，写作的过程也是向前辈学习的过程，“比如书中写到钱穆，他到了昆明以后跑到郊县的一个寺庙里面住着，写下了《国史大纲》。这不是一本简单的历史书，它写出中国的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激励了一代青年。据说十万青年人因此投身抗日，保卫国家。在写作中，我学习到了文化在人类最危急的时候如何存在和延续，在先辈的身上感受到了文人的使命感。”

“山河破碎，文明仍在延续，炮火连天，人类的文化活动仍然存在。有人在战壕里写作，有人在炸塌的剧场唱歌。任何时刻，人类的文化活动都不会终止，后人应该追溯这些伟大的经历。”张庆国在《绿色的火焰》的跋中写下这段话。

8月29日，“颂扬与铭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学作品分享活动”在河北省“玉兰花开”文学空间启幕。

“颂扬与铭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学作品分享活动”现场。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郑梦婷 摄

河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王振儒，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刘建东，河北省作家协会一级巡视员张勇，河北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宝书，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阎丽，河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专职副书记齐文进等相关领导出席活动。康志刚、张晓华、景立鹏、于枭等专家评委代表和19位主题征文获奖作者代表参加活动。

王振儒在致辞中强调，河北抗战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版图中极具地域特质和时代精神的重要一脉。《红旗谱》《小兵张嘎》《荷花淀》等经典作品孕育于燕赵大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荷花淀派”。徐光耀先生等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以赤子之心记录历史、讴歌英雄，为河北文艺事业奠定坚实基础。他号召全省文学工作者要继承老一辈作家的优良文学品格，坚守文学初心、勇担文学使命，扎根燕赵大地，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的生动实践和河北人民生机勃勃的生产生活，创作出更多兼具燕赵风骨与时代特色的精品力作，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凝聚精神力量。

据了解，今年以来，河北省作家协会锚定推动河北文学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国之大事，积极通过优化整合资源、融合协调开展、综合一体推动的形式，着力创新活动组织、宣传推介、创作交流、成果展示等文学生产与宣传推介方式，大力推动有组织的文学创作活动。5月，河北省作家协会与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联合主办了“我们在太行山上——河北省作家协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创作宣传活动”，开展了专题培训、京津冀作家创作交流、主题创作采风、展览启幕、主题征文、成果展示等多项文学活动。此次活动共创作和征集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千余篇（首），141人获奖。获奖群体涵盖全省重点作家、基层文学爱好者及网络写作者，尽显了新时代河北文学“百花齐放”的新气象、新局面。

刘建东宣布本次主题征文获奖名单。来自高碑店市的高博艺、李海鹰等12位诗友现场诵读了部分获奖作品和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蔡其矫的《肉搏》等经典诗作；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音乐系的师生和河北省歌舞剧院的青年歌唱家李雪演唱了抗战爱国歌曲。整场活动紧扣“颂扬与铭记”主题，以声音和乐曲演绎反映抗战的文学作品，引领现场观众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 “抗战记忆之旅”。活动由《诗选刊》编辑孙成玮主持，河北交响乐团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孙琳现场伴奏。

此次分享活动既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举措，也是对“我们在太行山上——河北省作家协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主题征文活动”成果的总结展示，更是河北文学界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 创作导向的生动实践。未来，河北作家将继续在铭记历史中汲取力量，在书写时代中传递温暖，为河北文艺事业繁荣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人民出版社30日在京组织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图书出版座谈会，集中展示了一批抗战主题精品图书。

据介绍，今年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系列丛书”，该丛书由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历时近10年，包括《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指导史》，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四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后抗战史和各抗日根据地史，共23种32卷，是第一套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集大成之作；出版“人民军队征战丛书·抗日战争篇”，包括《孤悬喋血》《深入敌后》《巩固发展》《艰苦奋战》《反攻凯歌》共5部，书中引入大量的原始电报、文件、档案等历史资料，有利于读者对这段历史形成更为全面、直接的认识和评判；出版《原上草：乔治·何克的故事》，讲述了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为支持中国人民抗战而献出生命的感人故事；出版《烽火丹青——中国抗战漫画经典作品集》，该书是一部以漫画形式反映抗战内容的图书，收录了160位漫画家的540多幅画作，这些在烽火硝烟中诞生的中国抗战漫画经典作品，也是抗战历史的生动见证；出版《港九独立大队(视频书)》，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细节、充沛的情感和流畅朴实的文字，为广大读者呈现了80多年前港九地区坚持英勇抗战的港九独立大队的英雄事迹。此外，还推出了《外国档案文献中的中共抗战》《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十四年抗战》《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历史的转折——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宣传研究》以及“日本民间反战记忆跨领域研究丛书”等一批有深度的研究专著。

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战主题图书进行了深入研讨，认为这些图书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一步阐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等核心观点，既以严谨史料还原历史真相，又以鲜活叙事传递情感力量，为广大读者读懂抗战历史、感悟抗战精神提供了重要参考。

主办方希望通过这批抗战主题精品图书着力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着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着力彰显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着力讲好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共抗法西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