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September 2025

作家程青新作《凤舞》研讨会日前在北京文联艺术工坊举办。

据了解，《凤舞》是北京作协签约作家项目之一，作者程青为其倾注数年心力，反复修改近十稿，该作品2025年5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凤舞》被认为不只是主人公凤舞一个人的人生史，更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60后”女性成长与觉醒的生动缩影。

分享会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将程青喻为“情感侦探”与“心理医师”，认为《凤舞》是程青对城市情感观察的总结，凤舞是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她超越传统女性形象模式，其爱情观打破传统爱情的排他性与占有欲，浸透现代精神，展现更健康的人性与更敞亮的精神世界。

北京作协理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林荣提出，《凤舞》构建了同时代人对话性传记的长篇叙事新格局，从考学离乡的都市白领“我”持续观照在乡闺蜜凤舞的罗曼史，叙述方式富有探索和冒险意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翟文铖认为，程青擅于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语言透明自然，叙述中充满细节，惯用补述打破线性时间。虽采用第一人称但仍写出杂语小说，奥妙在于精心设置了诸多转述者。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表示，情感是程青创作的核心主题，程青既置身情感之中又抽身观察分析，其家庭书写聚焦现代性个体与家庭的关系。他认为《凤舞》将浪漫主义爱情作为“标本”呈现具有重要意义，提供了处理亲密关系的新路径。

程青表示，《凤舞》是自己写作生涯中篇幅最大、耗时最长、修改最多的作品。她回应专家观点时说，在《凤舞》这本小说中，她把男人和女人都当作“人”来写，以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让读者更深切感受女性的特质，着意两性对比而非对立。小说正是想通过凤舞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饱受挫折和情伤，但对世界和人依然充满爱的女性形象，记录具体时代里具体的人。

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承办。

茅奖作家张平曾以笔为剑，写下《法撼汾西》《天网》《凶犯》《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换届》等一系列小说，以其锐利的反腐叙事和坚定的正义追求叩击人心。而近日，他推出的首本散文集《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又让读者看到其文字背后，蕴藏着的巨大情感力量和思想深度。

作为以反腐题材小说闻名的作家，张平此次以《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带来了从“宏大叙事”到“细微日常”的另一种呈现。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张平说：“写完《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好像卸下了心头一块重石，仰头倒在床上，沉沉地睡了一整天。人这一辈子，总有一些人和事，会久久地缠绕在你的心绪中，时不时地显现在你的脑海里，会时时刻刻陪伴着你，激励着你，鼓舞着你，鞭策着你。让你感念，让你眷恋，让你流泪，让你长思，让你终生难以忘怀。散文是我与自己、与读者坦诚对话的载体。”

《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收录了张平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多篇散文作品，描绘了作者对文化、历史、人物、生活等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展现了一位作家的人文关怀和对生命的热爱。

谈及创作缘起，张平透露“完全是友人约稿促成的”。 他回忆道，最初应约写下《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一文，随后又创作了《刀郎的歌声，撼动了谁的心弦？》，两篇散文在网络上引发的强烈反响让他大为意外——点击率和跟帖量在短时间内便超过了他已经重印了 16 次的长篇小说《换届》。“有作协的朋友给我提出建议，为什么不出版一部散文集呢？于是就有了这部散文集。除了少数几篇，基本上都是新写的，都是我在各个年龄段无法忘却的往事。实话实说，写完了，连我自己也有些出乎意外，散文居然能这样写？尤其没想到的是，这些散文的反响，借助网络的传播，会更快更直接也更强烈。”

或许是出于自己一贯的创作习惯，张平的这些散文都是关于人、关于事。“身边的事，他人的事，自己亲历和体验过的事，都令我终生难忘。市长的辛劳，父亲的痛哭，马烽、西戎、胡正等前辈的扶持，震撼人心的歌声，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的相拥而泣，诗人昌耀的呐喊，班主任老师不变的爱心……这些算散文吗？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些人与事我无法忘记，更不能忘记。他们的德性与情怀，难以描摹、无以言表，有些甚至是我一生都偿还不了的存在，早已深植于心。我努力把它们写下来，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更多人知道他们、看见他们。”

翻开《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仿佛走进一条时光长廊，不同年代的生活场景与精神印记在文字中交织。书中作品承载着张平在不同年龄段对理想、信仰、人生的认知，形成了一场跨越代际的精神对话。“人们总说代沟如天堑，父子之间恍若隔着一道鸿沟。父辈、祖辈、子辈、孙辈……相互之间像横隔着无数座大山。像父亲一辈的人生感受，在父亲去世很多年以后，今天的我才终于渐渐地能够理解了。了解和理解他们的过程，常常让我陷入深深的责悔和愧疚之中。”

这种对“理解”的追寻，同样体现在对社会变迁的观察中。《鸟巢、鸟蛋和幸福感》一文，通过对比儿时 “疯狂掏鸟窝” 与如今 “掏鸟窝被判刑”的社会变化，折射出时代进步的不易。《拮据的中国诗人和曾经富有的俄罗斯作家》一文，以冷峻的笔触记录了苏联解体后民众的生活，引发对人性的深层思考。

重走长征路时的见闻，更成为他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一切不应该被遗忘，更不应该被历史的变迁所埋没。几代人彼此之间的了解、理解、认知和感受，应该有一个过程，但不应该是一个遥远的过程。”

散文集中的多篇文章让读者泪目，而对写作者张平而言，他坦言几乎在书写每一篇时，都曾情绪汹涌、难以自持。“散文不同于小说，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是终生难以忘怀的往事。回首旧事，依然记忆犹新，点滴细节，如在眼前。当日的沧桑岁月倾注于笔端，更是思绪奔涌，万千感慨。”

谈及《父亲的眼神、号啕和愤怒》，张平说自己下笔一直很平静，情绪也克制，但写到父亲大哭的那一刻，他突然情绪决堤，面对电脑屏幕，忍不住抽泣起来。“父亲其实是个非常乐观豁达的人。他一生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却从不怨天尤人。他从大学教授变成回乡务农的农民，全靠自学掌握了中医、针灸、号脉和望诊。即便是农村最困苦的日子里，逢年过节或风雨天气，我们那狭小的家中，凳子、椅子、炕上，甚至地上都躺满了病人。我们村有好几千人，父亲名声越传越远，病人越来越多，家里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他看病从不收费，来看病的又都是贫苦农民，非但得不到什么好处，还因为太忙太累、占用太多时间，惹得母亲时常抱怨。可父亲从没有给过病人半点脸色，始终面带微笑，一身温和。”

村民对父亲的回报也一样天高地厚，如山似海。“父亲去世时，来家里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几乎大半个村子里的人都来过。父亲出殡时，一般人家都是8人抬棺，父亲则是32人抬棺，还有上百人围在父亲的棺材旁，争着要送父亲一程……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为老百姓做了好事善事，老百姓一定会永远记着你。”

让张平写作时落泪的还有著名诗人昌耀，“1992年我们一起走访俄罗斯时，每个人可以兑换50美元，他只兑换了20美元。那时候1美元可以兑换5块多人民币，而黑市价格已经涨到了10块钱以上，但他却只兑换了20美元，他说没有那么多钱可兑换。这个细节让我一直感慨到今天，一个著名的诗人，居然拮据如此。有一次说到家乡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昌耀说他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摆摊老人的鸡蛋篮子被人踢飞了。讲到这里，他止不住地厉声喊了起来，‘那是盛鸡蛋的篮子，能踢吗！’当时我们几个都被他的这一声怒喝吓得愣了一愣。只见昌耀两眼发红，满脸愤懑，横眉冷目，声色俱厉，胸脯剧烈起伏，情绪久久不能平静。也许，这才是诗人真正的本色。63岁那年，他患癌离世。距今几十年过去了，昌耀的很多脍炙人口，动人肺腑的诗歌我都记不起来了，但唯有他为摆摊老人的那句愤懑的呐喊，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写到这里时，我早已满眼含泪，久久难以平静。”

张平写散文有小说家特有的“现场感”，在他看来， “现场感”是让读者能产生共鸣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平认为，文学作品中的“现场感”往往依赖于细腻的细节刻画、多感官的联动以及明确的时间与空间定位。作家不仅要捕捉场景中的视觉、听觉、气味等具体要素，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还要通过对时间流动与空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强化叙事的真实质地。这种现场感不仅带来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也使读者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情感的参与者，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人物与主题。

例如在《老百姓让你心惊肉跳》一文中，他以破旧的车辆、暑天的闷热、老百姓的愤怒与拼死抗争，真实再现了解救人质过程中的紧张场面。“这类手法虽然常见于小说，但散文中同样有效，能够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张平认为营造现场感既考验作家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深厚积累，也体现其将现实细节转化为文学语言的能力——唯有如此，作品才能叙事生动、情感炽热，真正打动人心。

张平表示，自己的写作风格得益于自己早年听民间说书、看地方戏曲的经历，也深受赵树理、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的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有着天生的缺陷，那就是在我们最需要知识的青少年时期，除了薄薄的课本，几乎无书可读。”他回忆道，那时候没有书，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连收音机也没有。但那时候他们也有另一种乐趣，另一种获取知识文化的场所。除了每月一次的电影，县里的剧团也常常会来村里演一些地方戏曲，很接地气，也很受欢迎。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在地里劳动的时候，生产队里一些有文化的“秀才”们，常常给大家绘声绘色地讲一代代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话本和故事。“铡美案”“窦娥冤”“三侠五义”……还有，每逢节假日，到了晚上，总能听到一些“盲人”先生连说带唱的各种“说书”表演。“五花马”“狸猫换太子”“岳飞传”“杨家将”……十分通俗的对白和唱词，让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

所以，张平长大后看到赵树理、马烽、西戎、胡正等这些前辈作家的作品，像《小二黑结婚》《我的第一个上级》等，自然而然就觉得十分熟悉，十分亲切。“如今回望，我们这些在山西土生土长的作家，骨子里始终与民间传统血脉相连，写作风格也自然承接了‘山药蛋派’的源流与精神。这些年的创作让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无论何种文学体裁，越是自然朴实的作品，往往越有打动人的力量。而真正的朴实，其实最难达到——它要求写作者必须讲真话、诉真情，在真诚中完成表达，这恰恰是最不容易的功力。”

张平认为散文的“真情实感”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散文也许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和特征，但有一点是应该共通的，无法逾越的，那就是散文的真情实感。如果散文只剩了华丽的文字，奢靡的语言，以此来掩饰空洞，遮蔽虚假，甚至装腔作势，无病呻吟，那散文什么也不是。”

同小说一样，张平的散文写作也关注现实性和民本性，“就是关注老百姓关注的事，写出老百姓想说的话。从诗经楚辞，汉赋元曲，到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忧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经典，概莫能外。你关心老百姓的苦乐，老百姓才会在你的作品里得到共鸣，才会记着你的作品，喜欢你的作品。之所以打动读者，因为你写的是世道人心，是众望所归。”

这本散文集中还有《刀郎的歌声，拨动了谁的心弦》和《跟着黑神话：悟空 游山西》两篇文章，张平说：“我喜欢歌曲和音乐，尤其喜欢一些歌词的创作。好的优秀的歌词，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感染力。”张平认为，文学的功能有很多，优秀文学作品与文化产品是读者与社会的精神滋养源。“优秀的作品，会帮助人们减压，而颓废甚至迎合的作品，则会加大压力。一场音乐会让场里场外那么多受众泪流满面，哽咽失声，其实就是对这种社会压力的一次集体释放。”

张平认为，文学与文化的力量往往更为持久、也更为深刻。然而，真正具有社会感召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学作品，必须是那些能够直抵人心、慰藉灵魂、激发情感升华的优秀之作。它们既要有击中人心的温度，也要有照亮未来的深度。“无论是作家、艺术家，还是导演、编剧，都应当认真思考：老百姓究竟为什么心甘情愿为你的作品买单？是为了再接受一次说教吗？是为了再看一堆千篇一律、肆意吹捧的广告宣传吗？是为了看那些比现实更沮丧、更绝望的故事吗？不，他们渴望的是一次心灵的愉悦、情绪的释放，是一次情感的净化；他们希望从中找到勇气和希望，暂时忘却烦恼与痛苦，看到美好生活的可能，见证他人与命运抗争的勇敢，甚至在比我们更艰难的生命里依然保持的乐观……说到底，只有当文字和影像真正能够让人物呼吸、让场景鲜活、让思想闪光，文化产品才能完成从个人情感到集体共鸣的跨越。而这一切，最终会推动社会走向更加理性、更加包容的未来。”

有读者说，读张平的散文，感觉他人生中每到危困时刻，总有贵人相助。张平笑说：“今天想来，还真是这样。没有一些前辈无私的帮助和扶持，也许就不会有我的成长和进步，更不会有我所选择的这条写作的道路。反过来说，我的进步和成长，我的写作路子，都是在他们的扶持和帮助下才得以走到了今天。”

张平回忆说，当年他的那场全国关注的名誉权诉讼案件，最终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下，让他赢得了这场官司。“这场官司前前后后的经历和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教育了我，也让我坚定了为人民写作、为时代呐喊的决心和信心。今天回顾这起事件，这应该就是我写作的转折点，也是影响我、激励我，并促使我始终在坚守、始终也没有放弃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立场的重大事件，也就是我一直延续至今的现实题材创作方法和创作立场。”

散文集出版后，读者的反馈让张平深受触动。一位年轻人给他发消息说：“西戎老先生病后认不出你，后来你终于明白，西老能认出的都是跟他同甘共苦过的人，而他帮助过的人他根本不记得……这是多么闪光的人性和人品！”张平曾经的同事评价说： “十五篇散文每一篇都是良知的显现，每一篇都饱含深情，展示了作家的情怀。几乎每篇都与家乡和故土密切相关。这是作者赖以生存的土壤啊，很难说一个不爱家乡的人能够热爱祖国，因此爱家乡就是爱祖国。最受感动的还是写父亲的这一篇，几次峰回路转，有欢笑有悲伤有挣扎更有对生活的期待，几次落泪。”这些反馈印证了张平的创作初衷：“写世道人心，才能引发共鸣。”正如评论家张陵所说：“张平的散文与小说精神一脉相承，‘不美化、不媚俗、不遮蔽、不掩饰’，给当今散文注入了血性与硬气。”

多年来，张平始终坚持“为人民写作，为人民发声”，他说这其实是古今中外所有作家写作路子的不二选择。问及年轻作家应如何坚守 “为人民写作” 的理念？张平提出四个建议：“第一，现实题材；第二，人民立场；第三，好看好读；第四，真话实情。或者说：现实精神，民众立场，读者意识，作家风骨。”

在张平看来，现实生活中的写作素材太丰富，太精彩了，作家不去关注，不去描写，实在可惜。而描写现实，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老百姓说话，要为老百姓写作，要为老百姓呐喊发声。“如果你对这些毫不关心，那你干嘛还要当作家？作家的作品就是让老百姓看的，你不为老百姓说话，你不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老百姓又怎么会关注你的作品？”

关注现实，描写现实，作品一定要好看好读好懂，有故事有人物有激情。“不能故弄玄虚，尤其不能胡编乱造，任意夸张或扭曲。一定不能在作品中说假话，只能说真话，讲实情。一个作家如果能给一个时代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留下一些冬日的温暖，留下一些夜间的光亮，留下一些人生的慰藉，那你也许就有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良知和更夫，这也同样需要你毕生的努力和献身。”

谈及未来的写作计划，张平透露正在筹备长篇小说的写作，“还没有继续散文写作的计划。不过我想这两种体裁的写作，并不矛盾，可以互融互补。小说不好表达的内容，可以用散文更直接地去表达去描写。散文不好展现的主题，小说则可能更有分量，更有冲击力。还有，当今是网络时代，读者的反馈，对作家的写作有着强烈而直接的影响。读者更喜欢哪类体裁的写作，必然会促使作家向哪个方向进行选择和发力。”

这是一场持续8年的行走，和十条穿越硝烟的迁徙之路。

2017年春，四川作家聂作平踏上了寻访抗战中大学内迁之路的旅途。

此后8年，从浙江大学办学的湄潭文庙到华中大学租用的喜洲古寺，从西北联合大学翻越秦岭的旧道到复旦大学落脚的北碚村庄……他循着十所大学的内迁轨迹，重访传奇发生地，尝试以更贴近、更具体而微的当代视角，还原抗战中弦歌不辍的壮举。

近日，记录这段足迹与感悟的新书《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此前，对这段历史的寻访和书写多限于单所院校的线路，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西南联大往事。像这样横跨十校的实地踏访，是第一次。

聂作平近照。（受访者供图）

出发的理由很简单：一摞老照片，一部旧日记。

2016年夏，聂作平为给央视一部关于竺可桢的纪录片撰稿，赴京拜访了年近九旬的竺可桢之子竺安。

在竺安家中，他见到几本由竺可桢拍摄的老照片，其中许多都摄于抗战年间浙江大学西迁途中：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湄潭……

“这些珍贵的照片让我很受触动。”他后来回忆，和许多人一样，他早听说过这段历史，却并不清楚具体细节。

当浙大西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时任校长竺可桢亲手定格的西迁往事透过黑白影像撞入眼帘，那些史料里“文军长征”的记载，骤然变得清晰而鲜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遭日军侵占，成为首所内迁的中国高校。此后十余年，日军对我国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实施了大规模的蓄意摧残。为赓续文化命脉，留存民族复兴的火种，百余所大学相继向后方转移，在世界历史上掀起一场举世罕见的高校大迁徙。

浙大西迁，是这场迁徙中动人的一笔。

那次拜访后，聂作平埋首翻阅几百万字的竺可桢日记，发现浙大从1937年被迫西迁到1946年重返杭州，流亡办学近十载，竺可桢几乎记下了每一天的天气物候、工作事务、人际往来、旅途行迹……有如一部微缩史书。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日益强烈：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重走浙大西迁路。

他想探访关键地点，去找找竺可桢镜头下建德的牌坊、宜山的校舍，师生们在湄潭上课的庙宇和做科研的茶场……站上当年的坐标，亲眼看看史料文献里的地方如今什么模样，再以文字重现和致敬这段历史。

2017年3月，聂作平从成都自驾前往湄潭。冒着春雨，踏入浙大曾经的校本部湄潭文庙时，他尚未料到，这趟为一篇文章开启的旅程，将在之后数年生长为对更多大学内迁之路的追寻。

位于湄潭永兴镇的浙大教授宿舍旧址。（受访者供图）

同年秋，重走浙大西迁路的文章发表于《南方周末》，读者回应如潮：有人感慨“越是艰苦的时刻，人的斗志也是最强的”，有人追问“苦难铸就的灵魂和精神现在还在吗？”，有人自省“自己丢了很多东西”，有人表白“我是大学生，我想把这种精神再找回来，带回来”……

这些滚烫的回响，推动聂作平继续上路。毕竟，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从来不只是某一所学校的传奇，而是山河破碎之际，中国高等教育的集体突围，成就了烽火中弦歌不辍的教育奇观，尽最大可能保存了文化火种。其间的艰难悲壮与慷慨激昂，动人心魂，荡气回肠。

只是今天，提起这段过往，人们最熟悉的唯有西南联大。

图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我想写一些同样影响深远，但人们了解不多的大学西迁故事。”聂作平生出一个愿望，“这是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在国家空前的危机下，那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精神，那些大学在困境中的浴火重生，应该永远被记住。”

武汉大学、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大学、西北联大、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中央大学的内迁之路，先后出现在他的足下与笔下。

出发，归来；再出发，再归来……他踩着内迁师生的足迹，一次次往返奔波于广袤大地，试图以行走与书写，让被时光模糊的历史重新被看见。

万事万物在时间中沉淀而有历史，在空间上存在而有地理。探访历史现场，以承载记忆的地理空间作为解读历史的钥匙，是聂作平近十年来写作的特质，也是他的乐趣所在。

用聂作平自己的话说，旅行是他的工作方式，他的大半作品“既是用手写的，也是用脚写的；一半在田野上走完，一半在书斋里写成”。

这种“手脚并用”的寻访式写作，如何进行？

首先，是大量文献阅读与资料收集。为写抗战大学内迁往事，聂作平读了数百本校史、回忆录、方志、政协文史资料，还读了不少学术论文和专著。

旅途中，他通过方志办等渠道搜集到少量未对外刊印的材料，又从旧书网站淘回一批历史文献，包括大学毕业生名录。借助资料，他梳理出每所大学内迁中的重要地点，手绘线路图，注明每个地点上要寻访的具体去处，如校舍旧址、宿舍故居、历史事件发生地、内迁纪念馆……抵达当地后逐一探寻，与文献记录比对印证。

各校旧址星罗棋布，且不少地方交通不便，自驾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一些地点轻易可至，但另一些却如隐雾中。

例如，浙大在广西宜山（今河池市宜州区）的旧址“标营”，具体位置众说纷纭。聂作平致电宜州区方志办，得到的答案依旧模糊。

他不甘心，一路打听数位老人，终于问到大致方位，沿一条小路驾车深入，直至尽头——眼前出现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门，门前的石狮子曾进入竺可桢的镜头，门内杂草丛生的院子里，老树下赫然是竺可桢所立《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石碑。

“在清代，这里是军营。上世纪60年代成了部队医院。后来，医院搬走，院子从上世纪80年代就荒废了，所以很多当地人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他至今难忘那条通往标营的小路，路两侧立着许多香蕉树与木瓜树，路尽头的往事被裹在南国特有的光影中。

每到一处，聂作平都会拍摄大量照片，对关键地点，还会以360度全景方式录制视频，力求完整呈现“环境关系”。

这已是他多年的习惯。“比如拍标营旧址，我不会只拍大门和石碑，还要记录周边情况。”他解释，“前人写过的地方，我总想去看看现在是什么样。景观的改变、建筑的更替，都是历史变迁的体现。”

“最重要的是细节。”他反复强调，“为什么我要去寻找这些遗迹旧址？因为那里有丰富丰满的细节。史料始终是枯燥呆板的，但历史本身很鲜活，只有到现场观察和感受，才能找到并再现这种鲜活。”

在云南大理喜洲镇，华中大学曾借作校本部的大慈寺，聂作平站在供奉孔子的奇观堂内，注视画像上的孔子，忽然觉得，华大内迁的故事就该从这间当地人称“文庙”、曾被华大改建为图书馆的殿室写起。

喜洲大慈寺内的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受访者供图）

“孔子目光忧郁。”旅途归来，他将这句话写在篇首，“目光忧郁的孔子望着庭院。空荡荡的庭院，一树木槿怒放灿烂”。

“这是我的第一印象。”他问：“不到现场，我怎么会知道孔子的目光？又怎么能看到那树木槿花呢？”

华大师生栖身喜洲大慈寺八载，聂作平先后3次踏访。头回去，看到的大慈寺状若废墟，后两次再去，寺院已明显修整过，还专门设立了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

只是，3次前往，除了工作人员，他始终未遇他人，不禁感慨：在当事人和极少数打捞者之外，尘封的往事或许难免要被淡忘。

也是在喜洲，聂作平遇到一位九旬老者。年少时，老人亲眼看到华大师生在校长韦卓民的带领下西迁至此，至今记得韦校长朴素和善的模样。几十年后，他与几位同乡自发设立了华大遗址纪念场所，以最朴素的方式，纪念这段岁月。

纸面上的历史，藏着太多没被发现的细节与后续，唯有亲临现场才能捕捉；许多更深的触动，也唯有身临其境才能产生。

喜洲海舌半岛，曾是华大生物系师生研究洱海的取水地。80多年后，聂作平望着前来拍照打卡的年轻游客，感到时空在此折叠，眼前的热闹重叠着另一群年轻人的身影——同样风华正茂的他们“跋涉了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在同样的苍山之下，洱海之滨，度过了迥然不同的青春岁月”。

对聂作平而言，这样的寻访数不胜数。那些山川与城镇，道路与建筑、路牌与老树；那些味道与声音、邂逅与发现、回忆与遗忘……

车轮滚滚向前，驶过一个个被标出的地点，散落在大地上的细节被一片片拾起，故纸堆里的地名和记载，便也苏醒于脚下真实的路途与眼前真实的山河。

广泛寻访，令聂作平得以更清晰地感知各内迁大学间的异同。

最明显的一点，是这些学校风格各异、境遇有别，但都在战火与困厄中表现出同一种不屈的姿态：“一种向死而生的韧性与狠劲。”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目睹日机轰炸南京的校园，指着炸弹坑说：“寇能覆之，我必能兴之。”此后，中大师生由南京西迁重庆，连农学院用于实验的良种家畜家禽也绝不留给日寇，跋涉千里，一并迁走，创造了大学内迁中“鸡犬不留”的壮举。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的8年，是学校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却也是发展迅速、硕果连连的时期：搭建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完成第一本用汉语写作的宇宙射线专著，诞生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开山之作《张居正大传》，在世界权威期刊《自然》《科学》上发表多篇论文……

武大学生陆秀丽（右）、唐良桐（左）在乘“民贵”轮入川途中。她们面容沉静，实际却是遭逢战乱的学生，为继续求学，不得不和学校一起迁往异乡。均为受访者供图

英国学者李约瑟1943年赴乐山访问后，在一次电台讲话中提到中国武大，感叹“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

这类危急存亡中逆势崛起的例子，在内迁大学里比比皆是：浙大经历炮火洗礼，由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学发展为民国四大名校之一；厦大在抗战中成长为“南方之强”；同济大学战前以医科和工科著称，战后迅速发展为具有医、工、理、法、文五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无论怎样严酷的处境，都无法撼动中国大学向前的脚步。越是困苦，笔耕越是不辍；越是艰辛，书声越是琅琅。

陕西城固的七星寺，是西北联大五校中西北工学院一年级学生的落脚处。校舍逼仄，夜里自修的学生分成前半夜“开早车”、后半夜“开晚车”的两拨。有上下铺室友因自修“班次”错开，整整一年没好好打过照面，直到二年级换校区后才在闲聊中相认。

因为这些奋发苦读的学生，七星寺的灯光烛火经年累月彻夜不熄，成就了“七星灯火”的佳话。

这燃烧的灯火并非孤例：中央大学让“沙坪学灯”成为重庆著名的“陪都八景”之一；辗转迁至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每日黄昏都有手持油灯的学子排成长队，等候工人灌注灯油，带回宿舍，学到油尽灯灭……

聂作平时常感叹：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大学能在忧患中浴火重生？一路走来，他边寻觅答案，边将历史的印记与当下风景一并收入行囊。

寻访中，另一点令他肃然起敬的，是笔下这群师生战乱中寄身异乡，却始终不改的乐观昂扬。

浙大教授、数学家苏步青在湄潭时生活拮据，上课之余开荒种菜卖菜，自谓“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

这般困窘时日里，他与钱宝琮等喜爱古体诗的教授同好还发起成立了诗社“湄江吟社”，旨在“公余小集，陶冶性情”“留一段文字因缘，藉为他日雪泥之证”。9位寄居黔北的数学家、文学家、化学家、农学家、教育学家……一年内聚会8次，在农场、茶场、湄江边上创作诗词258首。

在李庄，同济大学土木系学生俞载道与同学组建起男声合唱队，为校园婚礼献唱《婚礼进行曲》。他们还成立篮球队，省吃俭用，到重庆找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比赛。

位于李庄禹王宫的同济校本部旧址。（受访者供图）

“再艰难，也有生的乐趣。”聂作平把这些常被视作历史“边角料”的逸事拢于笔下，让连天烽火中这群读书人的精神轮廓更为凸显。

他们气宇轩昂的风采气度，在他观察各校老照片时一再得到印证：“无论哪所大学的师生，从神情上，你看不出他们正身处乱世，生活极度艰苦。他们脸上没有萎靡之气，反而很从容、有朝气，有种意气风发的向上的气质。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聂作平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师生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厦大学生潘懋元入学后第一次听校长萨本栋讲话，就是斩钉截铁的宣告：“我们中国抗战必成，抗战一定胜利，所以我们现在培养的是战后建设国家的人才。”

“将士以勇于战阵为救国，官吏以忠于服务为救国，学校以瘁于研学为救国。”怀着这一信念，到抗战胜利时，中国大学非但未被战争击垮，还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从战前的108所增至141所，在校生从4万余人增至8万余人。从中走出的万千才俊，投身民族解放与复兴事业，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翘楚，以学识与担当兑现了为救国而读书的誓言。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聂作平不但刻画了竺可桢、王星拱、韦卓民、萨本栋、臧启芳、罗家伦等率领大学内迁壮大，为此殚精竭虑、厥功至伟的校长群像，也记录了众多普通师生鲜为人知的际遇与日常。

以内迁之路极为波折的同济大学为例，聂作平用纪增觉、徐为康、傅信祁、俞载道、曾昭耆5个助教、学生的经历，串起同济6次迁徙与重返上海的全程。

他不厌其烦地写他们翻过的山、渡过的河，写他们如何骑车、坐船、搭车、步行，写他们的行李内容、住宿饮食、沿途遭遇……他也细致描摹了他们颠沛流离中的牵挂、忧愤、踌躇与坚韧。

“比起大人物，小人物的生活才最具代表性。”他尽力还原“小人物”具体生活的肌理，“只有知道更多生活细节，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段历史。我一再强调细节的重要，因为我相信，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

所有雄壮的故事，都由具体的人、具体的地方、具体的生活融汇而成，是无数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挣扎与坚守的总和。

为了解聂作平的寻访方式，6月末，记者随他探访了古蜀道上的几处地标，亲眼见到他如何细致地拍摄“环境关系”，一次次指着路边不起眼的石碑、墙上的告示、桥亭上的彩绘，重复那句：“这都是细节。”

在“川陕咽喉”大散关，望着山壁上“铁马秋风”四个红色大字，他谈起巡视过此地的爱国诗人陆游及其名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大散关一带，山壁上的“铁马秋风”。本报记者王京雪摄

西北联大和东北大学的师生都曾在西迁中翻越秦岭、途经此处。写他们的内迁之路时，聂作平很自然地提到了陆游。

他喜欢在同一个地方串联古今，写下交错相连的文脉。写厦大在长汀的礼堂“大成殿”，他会提一句这是朱熹、辛弃疾、纪晓岚讲过学的地方；写浙大暂居吉安白鹭洲，他会顺带说吉安是文天祥老家，这位状元郎正是从白鹭洲书院走出来的；东北大学落脚三台，他讲杜甫也曾客居于此，东大借用的部分校舍相传是其草堂旧址，杜甫还在三台写下了那首令东大学子触景生情、心生向往的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位于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旧址，图为于原址复建的厦门大学正门。（受访者供图）

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他看见不同时代行者的背影，也看到作为后来者的自己。一代代人的跋涉，都回应着前人的足音，山河万里，从未沉寂。他感到“吾道不孤”——“向前看，先贤在那里”。

除了寻访大学，近些年，聂作平还同时推进着多个寻访写作项目，包括杜甫、李商隐等古代诗人的人生地理，《寻秦记》等春秋诸国系列。

他总结，这些写作归根结底都是在道路上寻找文脉。以寻访内迁大学来说，“写的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传承”。

有条件时，他会带儿子一同寻访，希望儿子从小记住那些“可风可颂，可叹可泣的先人”。

镇南关是华中大学等学校内迁的经行之地。作者寻访旧址后与儿子在此合影。（受访者供图）

2017年重走浙大西迁路时，儿子刚满5岁，还在上幼儿园大班。在湄潭昔年的茶场、今日的景区，聂作平清楚记得：“那天下着雨，整个景区只有我们一家人。我牵着儿子，沿着观光小火车的铁轨一直走，好像一直走下去，就会遇见当年那些在这里做研究、指导茶农种茶的师生。”

到他写完这本书，儿子已经是初中生了。去年清明，父子俩一起去陕西古路坝寻找西北联大旧址，看到一片断壁残垣，“天也下着雨，我把车停在那里，四周没有人，就听到山谷里杜鹃鸟啼叫的回声”。

聂作平说，在变化不大的旧址，人会觉得时间过得又快又慢，仿佛先人刚刚离开；而在时过境迁的旧址，“你会感到忧伤，同时引发对当下和人生意义的思考”。

走完、写完十所大学内迁的故事，他感到，过去作为知识了解的历史，由平面变得立体；而这段历史中沉淀的精神，在今天依旧能予人力量。

“还有好多学校可以写，至少可以再写十所。”他决定继续走下去、写下去，让这本书成为一个起点，而非终点。

他清楚自己走不完所有的路，写不完所有大学的故事，但他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去走、去看、去写、去读，那不辍的弦歌便永不会消散。

6月初，完成书中最后一篇文章——序言时，聂作平这样写道：

“纵然光阴无情，过尽千帆，但终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下来，融入后来者的灵魂。

“我走了那么远的路，读了那么多的史料，写下那么长的文字，我仅仅想告诉你——

“在我们栖居的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这样一群人，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倔强的身影，执着的声音，孤勇的命运。”

追寻无尽，薪火不灭。

邹韬奋为什么能够成为文化抗战的一面旗帜？韬奋精神如何在当下焕发时代价值？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邹韬奋先生诞辰130周年，《心向光明：邹韬奋传》一书日前在北京首发并研讨，出版界文化界多位学者齐聚。

“在那个风雨飘摇、社会动乱的时代，有人是不战而屈，邹韬奋是战而不屈。韬奋先生不仅是爱祖国、敢斗争的人，也是尚高节、重感情的人。”长篇传记《心向光明：邹韬奋传》作者、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聂震宁谈到，创作过程中他突出了传记的文学属性与人文温度，期待吸引青年读者阅读，激励更多人传承韬奋精神，在时代浪潮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家危亡、民生凋敝的黑暗年代，邹韬奋以笔为枪，与生活书店的同仁们为了宣传进步思想、唤起民众觉醒、推动全民抗战，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心向光明：邹韬奋传》记录他的生平事迹和光辉精神，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真实再现邹韬奋办报办刊办书店，以笔为刃捍卫民族尊严，将民主政治和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广泛传播以唤醒民众的人生历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评价该书为“新时代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谈及邹韬奋，离不开“六刊一报一书店”——《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大众生活》香港版以及生活书店。这批以抗战为主题的刊物和生活书店出版物，发出团结御侮、抗战到底的最强音，在广大读者中唤起巨大的爱国热情，也为奋起反抗的军民鼓与呼，把一批批青年引上革命道路，以实际行动勇敢战斗在民族解放第一线。

书中回溯了邹韬奋文化抗战多个关键节点。比如，1926年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九一八事变后，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邹韬奋任总经理，团结一大批进步的作者，短短几年，使其在全国各地分支机构扩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千余种图书。

1935年8月回国后，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年底发行量就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其间，邹韬奋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其他领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这部回答新时代新命题的传记，让我们得以跨越百年时光，触摸那颗滚烫的爱国之心，思考当下新闻实践，学习借鉴韬奋在战火中淬炼的新闻理念，在今日舆论场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殷陆君说。

8月28日，第五届深圳职工文化节·2025年深圳职工文学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深圳书城中心城北区大台阶隆重举行。本届深圳职工文化节以“文韵礼赞工会百年，劳动书写鹏城新篇”为主题，由深圳市总工会主办，深圳市工人文化宫承办，光明区总工会协办，是一项专为全市职工打造的文学品牌活动。

深圳职工文学创作大赛依托散文、短篇小说、诗词三种体裁，广泛号召深圳职工投入文学创作，激发深圳职工的创作热情，推动全民阅读持续深化、深入基层，向纵深发展。深圳市总工会、深圳市工人文化宫、光明区总工会、深圳出版集团等多位领导及文学界嘉宾莅临现场，与获奖职工、文艺团体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文学盛事。

2025年深圳职工文学创作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获得了全市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响应，共收到来自基层一线职工的投稿作品840篇，其中包括小说87篇，散文426篇，诗词327篇。经过严格的初评、复评和终评三个环节，最终按体裁类别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2名及优秀奖18名，共计39个奖项。这些作品扎根于职工的日常实践与生活体验，均以独特的视角、丰沛的情感和真挚的笔触，生动地书写了深圳职工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传统美德的当代传承。

本次颁奖仪式，不仅是一场颁奖典礼，还通过艺术展示、作品朗诵、现代舞表演等多种形式立体呈现了深圳职工文学的多元魅力，是一次深圳职工精神风貌与文学力量的集中展示。从基层涌动的840篇投稿到最终脱颖而出的39篇获奖作品，都是职工们对平凡工作者的精彩刻画，也是对深圳这座城市的生动诠释。

历时三年编纂《山西抗日根据地红色文化经典文献大系》首批成果红色版画、红色歌曲、红色新闻三大系列新书发布仪式，1日在山西晋版图书版本馆举行。

据介绍，文献大系覆盖版画、歌曲、新闻、戏剧、影像和文学等6个系列，预计出版100册，总计3000万字。文献大系是对山西抗日根据地红色文献的一次全方位、系统化的整理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它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研究资料，也为广大读者了解抗战历史、传承红色文化搭建了一座坚实的桥梁。目前已出版版画、歌曲、新闻3个系列共57册，1800余万字。

这套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组织、山西传媒学院张汉静教授团队历时多年精心编纂的鸿篇巨制，是山西“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重点项目。

“三个系列丛书，既紧密联系，又各具特色。”张汉静介绍。红色版画，“以图引文，文图互应”的诠释性编纂，鲜活地再现了红色版画的社会情境、精神追求和历史地位，充分揭示了山西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红色歌曲，“以曲引文，曲影交融”的多维性编纂，生动地再现了那段岁月中红色歌曲催人奋进，铁血抗日的英雄气概，充分凸显了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以音乐为武器，鼓舞斗志，血战到底的爱国情怀。红色新闻，“以文载图，图文互证”的对勘性编纂，充分彰显了山西抗日根据地新闻社论作为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的精神灯塔和前进向导的重大作用。

8月28日，由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作家叶炜主讲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乡土写作”文学讲座在青田县图书馆举行。讲座聚焦新时代乡土文学的转型与创新，为青田文学爱好者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启人深思的文化交流。

活动现场，叶炜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创作经验，系统阐述了新乡土写作与传统乡村书写的区别与创新，并以自己的四卷本长篇小说”乡野新风四重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创作为案例，生动展现了乡村振兴战略为文学创作带来的新题材、新视角和新可能。

“我平时也写散文、偶尔构思小说，但乡土题材接触较少，叶炜的分享让我受益匪浅，对如何书写新时代乡村生活有了更深理解。”青田诗词学会秘书长李潇白表示。

“新乡土写作不论在内容、手法还是传播方式上，均显著区别于传统模式。这对写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带来新的机遇。”叶炜表示，如何以文学方式用心讲述乡村振兴故事，正是当前创作的关键。

8月30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晨光出版社主办的“号角嘹亮 为国而歌——长篇叙事诗《号角》作品研讨会”在人民日报社举行。

8月30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晨光出版社主办的“号角嘹亮 为国而歌——长篇叙事诗《号角》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人民日报社举行。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原主任高洪波，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与会致辞。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丁丁、云南出版集团副总经理赵虎介绍出版情况。人民日报出版社原社长刘华新分享图书策划过程。晨光出版社社长杨旭恒出席。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原社长、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原会长海飞，《儿童文学》原主编徐德霞，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文艺报》总编辑刘颋，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刘琼，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纳杨，《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香，儿童文学作家张菱儿，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玉溪市聂耳和国歌研究会会长时遂营，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胡哲等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作品的叙事与抒情的结合、诗意的表达与红色文化力量的传承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该书的文学特质与时代价值。研讨会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李凯主持。

《号角》封面

《号角》是一部以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成长故事为蓝本、以长篇叙事诗为载体的主题出版作品，也是人民日报出版社、晨光出版社携手探索少儿主题出版的创新实践。作品以诗意的语言和磅礴的叙事，生动再现了聂耳以音乐为武器，唤醒民族觉醒的光辉历程。

在研讨中，大家一致认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在这样的时间节点，重温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意义重大而深远。阅读这部作品能够让广大青少年听到穿透岁月的号角声，也能感受到中华民族奋斗的血肉温度。这部作品不仅是聂耳的诗意传记，更是一部关于声音如何成为武器的律动史诗。它不仅帮助读者全面了解人民音乐家聂耳成长轨迹的历史全貌，更引导青年一代深刻感悟聂耳精神的时代价值。文化自信的日益坚定，需要饱含热血与信仰的文艺作品，如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照亮一代代青少年奋勇前行的道路，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奏响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强音。

作者何南进行创作分享

作者何南在分享中回顾了创作历程，谈及在沿着聂耳足迹实地走访、深入史料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那一代人用信念与才华谱写的“生命之歌”。他表示，希望《号角》能够成为青少年一代了解历史、感受精神共鸣的重要诗篇，激励更多人以坚定的内心走好属于新时代的文化征程。

据悉，长篇叙事诗《号角》一书出版后引发热烈反响和广泛关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等10多家媒体刊发书评。人民日报出版社与晨光出版社将《号角》通过声音的艺术进行全新演绎，由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张凯丽、朗诵艺术家张宏倾情演绎的《号角》有声书全本已录制完毕。

（摄影：尹超）

8月30日，《中国作家》“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座谈会在京举行。

8月30日，《中国作家》“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座谈会在京举行。孟繁华、贺绍俊、石一枫、徐刚、丛治辰、刘诗宇、王秋实等评论家作家齐聚一堂，围绕“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展开深度对话。会议由《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主持，副主编梁飞、俞胜，以及文学编辑部骨干编辑参会。

反思纯文学观、重建大文学观是座谈会的主要议题。孟繁华回溯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纯文学观念对思想解放的贡献，但指出纯文学观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已造成了束缚。贺绍俊提出纯文学是“理论的乌托邦”，既为文学提供理想标杆，也可能因过度封闭阻碍发展。刘诗宇呼吁打破学科壁垒，将影视、游戏等纳入观察视野，重构“文化史框架下的文学定位”。王秋实则以网文IP改编为例，主张文学需“关切时代复杂性”，避免沦为“小众圈层的自言自语”。徐刚关联“新大众文艺”战略，指出大文学观需“内化先锋技巧”，实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辩证统一”。

与会者认为，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并非二元对立。石一枫表示，“好作品的本质是凝结人类共通智慧，载体差异不应割裂价值评判。”丛治辰倡议“解除技术崇拜”，推动文学“向外转”与社会实践结合。陆源谈到，当技术理性扩张时，文学的人文价值反而凸显。

李云雷在总结中提出，反思纯文学观、重建大文学观，需要重建文学与时代、大众、世界的关联。此次座谈会标志着文学界对文化新格局的主动回应，未来将探索“纯文学”与“大文学”视野的创造性融合。

（摄影：尹超）

《小说选刊》近期推出“新面孔”等全新栏目，在发掘文学新人、拓展选稿视野上迈出了刊物革新的关键一步。为了进一步明确办刊思路，总结办刊经验，广泛征求各界对《小说选刊》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和丰富选后环节，践行开门办刊的理念，加强中国作协各部门间的交流联动，8月26日下午，中国作协创研部与《小说选刊》杂志社联合举办小说“新面孔” “选刊”新风貌主题座谈活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纳杨，《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顾建平、李墨波出席会议。中国作协创研部聂梦、李壮、刘诗宇、贾寒冰，《小说选刊》杂志社安静、尚书、欧逸舟、胡丹等参加座谈。座谈会由《小说选刊》主编付秀莹主持。

何向阳讲话

何向阳在讲话中指出，“新面孔”栏目以其独到敏锐的眼光遴选出优秀的小说作品，作品所呈现的独特叙事视角与饱满情感表达，展现出作者的创作潜力。“新面孔”栏目为文学新人搭建展示平台，是发掘文学新生力量的有力实践，为文学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焕发出新的活力。希望《小说选刊》选出更多优秀的小说，满足读者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反映时代生活更多面向。

何向阳认为，选的过程本身是一个评论的过程、引导的过程，具有深远的意义。《小说选刊》应该明确自己评选的原则和标准，确立明确的导向性，引导广大作家朝向正确的创作导向，同时也要通过评选形成一种“磁场”，团结和凝聚广大作家。《小说选刊》侧重于“选”，创研部侧重于“评”，两个部门本身在业务上具有重合性和结合点，《小说选刊》对于当代文学作品的遴选工作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沛的文本，创研部对于当代文学的观察和思考也为作品的遴选提供了理论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小说选刊》和创研部都要确立大文学观，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开放包容，开门办刊，既要推开门走出去，也要敞开门迎进来，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实现信息的共享和智慧的互鉴。这次座谈会对于两个部门来说是一次破冰，希望通过这样的部门间的交流和互动，真正拓宽工作思路，提升业务水平。

“所谓“新”，本质上是一种异质性。”李朝全谈到，《小说选刊》应该找到那些具有独特性、创新性、个性、辨识度的作品，不断提升刊物的活力，增加刊物的吸引力。要确立自己的遴选标准，跟其他选刊类刊物形成差异性，通过“新面孔”这样的栏目，确立自己的品牌，真正发现文学的生力军，增加文学的新面孔。他认为，选刊的编辑要具备独到的眼光，具备较高的艺术鉴赏力、审美领悟力、价值判断力、市场分析力，在选作品时，不论资排辈，一切从作品出发。选刊要充分面向读者，回应读者的需求和渴盼，熟悉阅读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当前的文学生活。既要了解文学的需求侧，又要熟悉文学的供给侧，寻找到作家和读者的契合点和对应点，找到作品与读者的共情点和共鸣点。

纳杨谈到，“新面孔”不仅仅意味着文学新人、新作家，同时也意味着区别于我们之前所熟悉的小说的新的小说形态。新小说要能够超越之前常见的叙事套路，体现作家不同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小说要能够表现新时代，书写新经验，回答新问题，塑造新人形象，满足不同年龄读者的阅读需求，充分贴近时代生活。

顾建平回忆起前辈编辑为抢稿赶赴火车站、深入基层发掘各地写作者的经历，他认为，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最荣光、最自豪、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发现新人，推出优秀的新作品，不让优秀的作家作品被埋没，是一个编辑的责任。编辑工作需要打破优先选用名家的传统思维，主动挖掘能带来审美挑战的作品，编辑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审美范围内，那些具有新意的小说，最初可能会带来审美的不适感，但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小说新的生产力。

李墨波认为，“新”不仅仅是指时间意义上的，不能简单地以年龄定义文学新人，“新”首先应该体现为一种作品的新风貌，艺术的新质素，以及鲜明的创新意识。其次，“新”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时间坐标上总是关注明天和未来，有时候回望和回归，在文学创作上也体现为一种新意，比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可能会给小说创作带来新的灵感和可能性。第三，“新”意味着走出陈旧僵化的小圈子，在更大范围内发现新的作品，以及新的作者群体。第四，“新”意味着要发现有别于传统成长路径的写作者，在网络等新媒介新平台上发现更多文学新人。

自《小说选刊》8月刊推出以来，“新面孔”栏目已推介7位作家的7篇小说作品，各具特色，尽显新意。聂梦谈到，《我们并不知晓雨的名字》以细腻笔触勾勒闽南海岛少女心事，层次丰富地刻画出少女既怀执念又渴望挣脱环境的矛盾状态，展现出作者的成长潜力。《余音未了》则有多重巧思，将方言与人物命运紧密交织，小说中“游荡的作者形象”与主人公形成互文，作品对语言、思维意识与命运关联的呈现凸显出文本的精妙。对于年轻作者，《小说选刊》应该关注其创作潜力与未来的可能性，为年轻作者的成长营造足够的空间。

刘诗宇评价《般若波罗蜜》，认为其不仅细腻刻画了母子矛盾，更深入探讨了后现代社会中传统教育体系与个体的适配错位，兼具故事性与思想深度。他同时谈到，无论是《小说选刊》的稿签，还是卷首语，都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评论，是对中国古典文学评点传统的延续，成为《小说选刊》的一个特色。“新面孔”推出的这些作家中，既有90后、00后，也有70后、80后，对于文学新人的发现并没有局限在年龄上，某种意义上，发掘被埋没的作者比仅仅发现年轻作者更为重要。

贾寒冰则表示“00后”作者的《长生殿》令人耳目一新，作品在戏曲运用、文本设计上极具文学感染力，将戏曲元素与人物命运绑定，传递出真情与艺术超越时空的内核。作者在整篇小说叙述中采用穿插回忆的方式。在叙述过程中，融入了许多传统戏曲元素，包括唱词等。这些戏曲元素的融入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与人物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李朝全谈到，作为纸媒，应该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努力贴近时代，贴近读者，关注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痛点，发现文学的新质生产力。要分析文学和文化消费热点，寻找那些可能引起较大共鸣和共情的内容。应该珍惜自己的版面资源，优化版面语言，针对作品组织专业性的评论，同时，充分倾听读者的意见，使大众读者评价与专家评论形成相辅相成的效果。可以尝试选刊数字化，探索新的发行方式，并在网络上做好宣传推介，探索文学与影视等行业结合的新路径，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不断提升发行量。

纳杨认为，对于真正优秀的文学新人，应该集中资源、态度鲜明地重点扶持，主动传递选刊的价值判断。要打破常规和惯例，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利用多种手段，多频次、集束式推出新人作品，使文学新人能够更快被文学界了解和认识。同时，寻找到那些真正优秀的好作品，完成经典化过程。

李壮在谈及青年创作时直言，“新面孔”栏目应减少“腔调陈旧、依赖熟练度”的作品，更多发掘具有独特表达和新鲜活力的创作。评论方面则可邀请新的评论者，多谈文本，多谈技术，多谈问题。此外，可引入网络评论，筛选新媒体平台的优质读者留言，打造互动评点板块，为栏目注入新活力。

安静谈到，能够选出有意义又有意思、接地气又大气、有时代性又有人民性的精品力作是每个编辑的梦想所在。像《尾裂》和《般若波罗蜜》这样的作品写出了“生存感”和“力量感”，主人公并非自我世界中勇敢的破局者和出走者，但他们都是身处这个世界和家庭中的命运承受者，体现出生命的力量感。“新面孔”栏目的作者有70后，也有00后，希望通过不同年龄的生命阶段呈现出对当代生活和时代风貌的完整书写。

“发现优秀的新人新作是一件令人幸福振奋的事情，更是文学编辑沉甸甸的责任。”尚书谈到，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新人的关注点似乎走入一个误区，好像只有年轻的才是新的，更多将目光聚焦在“90后”“00后”身上。“新面孔”栏目突破了年龄和时间的界限，开阔了选稿的视野和标准，回归到文学最本真的选稿逻辑——文本。让更多“大器晚成”或“厚积薄发”的写作者被发现；更多突破固有叙事框架，带来耳目一新的表达的作品被看到。同时也是我们对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等文学浪潮的敏锐回应。

在欧逸舟看来，《我们并不知晓雨的名字》《余音未了》《热带的雪》这些小说示现的是万事万物的踪迹，是成长、音节、亲缘关系，是蒸发的雨、消散的雾、融化的雪。小说论迹只因人间有情，我们对流水斜阳有情，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有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面孔”栏目这几篇作品接续了传统文脉的“有情”书写，而又各自拓展了新的面向。这个栏目不以年龄论新旧，也不因推新放宽选稿标准，“新”展示的是当下小说创作中更开阔的视野、更多元的向度、更丰富的情感意蕴。胡丹也谈到，《一个人的圣贤祠》这篇作品带给自己一种惊喜感。作者、读者、编辑、研究者，大家具有不同的文学审美，应该思考如何求同存异，确立最终的选稿标准。

付秀莹讲话

付秀莹在总结时表示，这次座谈会是一堂丰富、真诚、鲜活、生动的文学大课，也是一次实现部门融合联动的破冰之举。大家一起交流经验、分享心得、优势互补、美美与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接下来，《小说选刊》将认真落实中国作协党组的指示精神，树立大文学观，积极践行开门办刊，广泛动员多方力量，深度参与选刊生态构建，认真总结工作经验，及时调整办刊思路，努力办好《小说选刊》，发现并培养更多文学新人，为新时代文学繁荣及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现场合照